正规配资平台网站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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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传》 作者：王金锋

提升汉室实力

汉武帝立刻写下了“贤良之首”四个大字，并下旨：“速召董仲舒觐见，朕要当面策问。”宫廷内外，顿时议论纷纷，都想一睹董仲舒的风采。

不久之后，汉武帝又在未央宫单独召见了董仲舒。

汉武帝对他说：“朕即位以来，希望治理好国家，深感责任重大，昼夜不敢安心。深思万机，犹恐有失。所以广请四方豪杰与贤良有学之士，希望能听到你们有关治国的宏论。朕当专诚听取，向诸位请教。”

董仲舒说：“这是我主英明圣哲的体现，臣愿竭尽全力，以报圣上恩德。”

汉武帝见董仲舒举止合礼，言辞达理，心中非常满意。

独尊儒术思想

汉武帝16岁登基，面对先辈的丰厚遗产，他希望把政权集中在皇帝之手，干一番大事业。而新儒学正符合他的要求，于是在他登基后做的第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便是尊崇儒学。所以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出台，把儒学定为最高统治思想。这是汉武帝为实现政治抱负所奠定的思想基础，其实质是对政治指导思想作出新的选择和确定。

汉武帝深知，治国之道最重要的就是尊贤任能，使俊杰在位。先贤墨子曾说：“尚贤者，政之本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因此，在汉武帝在掌国执政后的第二年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冬十月，他便下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诏曰：

朕承继先帝极尊之位、至美之德，传之无穷，而施之无限，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敢闲暇安乐，深思万事之端绪，犹惧有缺点失误，因此，广泛招徕聘请四方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汉武帝还下制书，策问治国之道。这时，一份论述“天人合一”“君权神予”“《春秋》大一统”的文章吸引了他，他反复诵咏，不禁拍案叫绝。再看篇尾署名，竟然是广川董仲舒。

董仲舒是文景气氛熏陶和培育出来的汉代第一位有系统思想体系的经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以及政论家。汉文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79年，他出生在一个家有大批藏书的大地主家庭。

董仲舒从小就潜心发愤，“论思《春秋》，造著传记”，以著《公羊春秋》著名，著有《春秋繁露》十七卷。他的思想以《春秋》为基础，糅进阴阳五行，来发挥阐扬先儒思想，开创并奠定了汉儒思想的基础。在他30岁的时候，开始招收了大批学生，精心讲授。

通过讲学，董仲舒为汉王朝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有的当了诸侯王国的国相，有的成了长吏。由于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声誉也日益扩大，在汉景帝时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董仲舒课讲得十分精彩，弟子很多，而后弟子再教弟子，一些再传弟子甚至只是听说过他的大名，根本就没见过他的面。他一门心思教学和研究，甚至三年都没回家。他的行为举止，都遵循礼节，很多读书人都尊他为师。

而汉武帝对董仲舒的博学早有耳闻，如今一看，果然是名不虚传。武帝每下一道制书，董仲舒就有一封措词得当、说理透彻的对策，送给武帝看。这三道制书分别是：

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袖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汉武帝下的这三封对策，董仲舒有问必答，字字句句都切中武帝的心意。于是，汉武帝立刻写下了“贤良之首”四个大字，并下旨：“速召董仲舒觐见，朕要当面策问。”宫廷内外，顿时议论纷纷，都想一睹董仲舒的风采。

不久之后，汉武帝又在未央宫单独召见了董仲舒。汉武帝对他说：“朕即位以来，希望治理好国家，深感责任重大，昼夜不敢安心。深思万机，犹恐有失。所以广请四方豪杰与贤良有学之士，希望能听到你的有关治国的宏论。朕当专诚听取，向你请教。”

董仲舒说：“这是我主英明圣哲的体现，臣愿竭尽全力，以报圣上恩德。”

汉武帝见董仲舒举止合礼，言辞达理，心中非常满意。汉武帝接着问：“朕有些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想烦先生解释。从前三皇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可到后来，王道衰微，国家灭亡，这是否是天意如此？朕继位后，很想取法上古，向尧舜看齐，使天下圣明，不知这样做有没有用？夏商周三代受天命而兴起，它们的祥兆是什么？天下的灾异为什么会起？人可寿夭，天性有好坏，究竟是什么道理？还有，朕现在希望淳朴的风尚在社会上畅行，法令能执行下去。刑罚减轻，奸佞改过。朕也期望百姓和乐，政治清明。如何修治整饬，从而达到雨露滋润，百谷丰登，享受天的保佑和鬼神的阴庇，洋溢着德泽足以施及四海众生，但不知怎么样才能实现？”

汉武帝一口气提出这么多问题，他看了看面前的董仲舒，接着又说：“先生明晓先圣的业绩，研究风俗习气的变化和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且先生研究高深学问的时间也很久了，请阐明你的看法。”

董仲舒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见汉武帝年纪轻轻，便提出了这么多非一般常人可提出的尖锐深刻的问题，深切地体会到汉武帝很了不起。他多年研读讲学，已形成一套自己完整的儒学治用思想和理论。他望了望御座上的汉武帝，定了定神，然后一一作了回答：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董仲舒用了天谴论回答了武帝“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的问题。他又提出，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要兴起儒家的“礼乐教化”。

他说：“国君是承继上天意志在人间办事的，故应当用德教，不能滥用刑罚，刑罚不能用来治世，就像年岁不能用黑夜造成一样。”因此，他建议要以“教化”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立则奸邪皆止”。要教化百姓，就要在国都设立太学，在邑城设立庠序。接着，董仲舒猛烈抨击秦朝以法治国的弊端，认为秦的历史证明，法令愈多而奸邪愈生，正好像扬汤止沸、抱薪救火一样。

秦朝以法治国的遗毒余烈，至今尚未泯灭。汉家已有天下70年了，必须改变这种局面，这叫作“退而更化”，只有更化才能治理好国家。

董仲舒的第一个对策，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上、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切中了当时政治上最高代表汉武帝的心思。这位年轻君王早就酝酿着许多想法，只是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还很朦胧，也没有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听了董仲舒的对策，他大为惊异，想不到汉家天下竟有这样的人才。

很快地，汉武帝对董仲舒进行了第二次召见。董仲舒能够推行自己的主张，当然感到十分兴奋。他把自己思索了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郑重地提了出来：

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繇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即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董仲舒进一步总结了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点明秦朝以刑法治天下，“赋敛无度”，导致“死者相望而奸不息”的教训。为了培养一批“德治”人才，他再次建议设立太学，作为“教化之本”。

他说皇帝若通过考问得到天下“英俊”之才，就有可能实现三代的至治局面，陛下的英名也就能和尧、舜比美。早就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武帝，被董仲舒的对策说得心痒痒的。这两次的对策，都获得皇帝的嘉许，董仲舒感到不胜荣幸。他在第三道对策中，郑重提出自己思索多年的哲学观点和政治思想：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

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希望汉武帝要坚持不变的天道。在不变的天道之下，让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遵守严格有序的上下尊卑关系，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乡党有序”，以保持永恒的封建秩序。

他又向汉武帝提出了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帝王要在“大一统”的总原则下，统一思想。凡是不符合儒家六艺、孔子之术的思想学说，一律摒绝禁止，不允许再存在。

只要“邪辟之说灭息”了，“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老百姓就好统治了。董仲舒这套建立在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上的政治思想，从“春秋大一统”的原则出发，维护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利用儒家思想，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

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董仲舒的思想原则，不仅加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也适应了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上的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要求。这就是武帝能够接受他三次对策的根本原因。

董仲舒对策成功，汉武帝任命他为江都相，在武帝之兄易王刘非那里做事。武帝下诏，命令全国“推问孔氏，抑制百家，立学校之官，州举茂材孝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汉武帝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一项重大政策，对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董仲舒后来年老归家，朝廷每有大事，还遣使相问。他的对策和儒家论著，前后共写了123篇，其中一部分保留在流传至今的《春秋繁露》这部古书中。

董仲舒的这些主张，是从维护专制统治的长远利益而谋略的，这不仅有利于专制统治的长治久安，而且为汉武帝统一思想，集权中央，一统天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因而被汉武帝采纳。

从汉武帝以后，儒学居于独尊地位，成为此后整个汉代以至两千年封建社会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汉武帝为独尊儒术，使这种思想推而广之，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办太学。

大约是在建元对策的当年就建立了太学，到了建元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6年春，又设置了五经博士，将博士制度与太学制度结合起来，进而确立以经术造士的教育制度。太学完全采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

元朔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下《劝学诏》，命礼官劝学，把举遗风、兴礼学视为天下的首要任务。汉武帝还号召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推广蜀守文翁在郡兴立地方学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这样，使得儒学成为士人进身阶梯，天下士人为进入仕途，纷纷统一到儒家思想中来，用儒学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才成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最得力的拥护者。

汉武帝对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未完全实施。尊儒兴学，他做了，而禁灭百家的极端主张，他没有采纳。在保证儒学的官方学术、政治主导思想的前提下，汉武帝在学术。思想领域走的是“悉延百端之学”的路子。

除了学官独用儒家外，武帝没有排斥百家，禁止学术活动。前朝好其他学说的许多大臣，大都留任朝廷，有的还被重用。朝廷中有些公卿即使是以儒术见用的，也可兼治其他学说。对郡国及民间的其他学说活动，武帝并未明令取缔、禁止，而任由其存在。

“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是武帝继位后实行的学术文化政策，它表明了武帝并不动用皇权强行推行和追求学术思想的大一统，而是在确定了儒家为主流、主导思想之后，不断按实际需要吸取诸子百家学为辅导，作为对自己政治主导思想的必要补充。

立五经博士兴太学

汉武帝自从即皇帝位不久，就不断进行尊儒的活动，其中要以置五经博士、兴学校这两件大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根据历史考证，在我国战国末期就已经设立博士一职。

而到了汉初时期，汉承秦制，博士官予以保留。可在那时，汉高祖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皇帝。而陆贾却时不时在刘邦面前演说称赞《诗》《书》。

于是，刘邦骂他说：“朕在马上得到天下，哪儿用得着《诗》《书》？”

陆贾说：“在马上得到天下，难道可以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况且商汤、周武用武力夺取天下而后用仁义治理天下，文德武功一起使用，是维护长久的方法啊。假如秦国吞并天下之后施行仁义，效法古代的圣贤君王，陛下怎能获得天下呢？”

刘邦听了，觉得他说得十分有道理，顿时感觉有些羞愧。于是对陆贾说道：“请先生为我写出秦失去天下的原因和我得到天下的原因以及古代成功与失败的国家是怎么回事。”

于是，陆贾大略地记述国家存亡的原因，一共著作12篇。每上奏一篇，刘邦都对他的著书称赞不已，在皇帝身边的人也都高喊万岁，并且称那本书叫《新语》。

到了汉文帝、汉景帝时期，便出现了博士。如张生，如晁错，都属于《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属于《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都属于《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建元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6年春，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即《诗》《书》《礼》《易》《春秋》博士。由于这时的《乐》因为时间久远而已失传，儒家的六经也只剩五经，而《诗》《书》《春秋》三经已置，所以，要置的只是《礼》《易》两经。

五经博士归属太常统辖。当时的主要职责是钻研儒家经典，参与朝廷议论典礼、政事，充当皇帝的顾问。

置五经博士作为汉武帝独尊儒术系列举措中的—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从此以后，儒家垄断了博士一职，博士官不仅是精通儒家经典的议政官、礼官，而且还具有学官的身份。这样就从根本上或体制上保证了经学的统治地位，使儒家的五经成为汉帝国政治生活和行为道德的基本标准。

五经博士的设置，为以后的举孝廉、兴太学等兴儒措施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汉武帝正是通过这些具体的可操作的举措，将他尊祟儒术的意图，演变成了现实。

根据典籍记载，中国在夏、商、周时已有学校。汉代国立大学称之为太学，是在汉武帝时期创办设立的。郡国地方办的学校称之为庠序，在汉武帝之前，例如蜀都已经设置，汉武帝时期，诏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学校逐渐普及于全国。

董仲舒在其《对策》中说：“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大下之士。”

其中的“置明师”就是设置儒家思想经学之师，也就是后来武帝所设置的五经博士。而“养天下之士”就是培养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汉武帝立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并付诸实施。

兴太学、置明师使尊儒进程具体化。利用学校教育来传播统治阶级的思想，董仲舒是首创者，而真正具体实施这项计划的是丞相公孙弘。

汉高祖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00年，公孙弘出生在菑川国薛县。公孙弘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家乡薛县做狱吏，后来因为触犯法律而被免职。失去职务的公孙弘没有了经济来源，于是到海上去牧猪。

40多岁的他才开始学习《春秋》，后来又研究当时非常流行的《公羊春秋》。而因通晓《诗》《书》而闻名郡国，并与公孙弘同龄的贾谊被征为博士，一年之中升迁为太中大夫之职。

虽然汉文帝喜好刑名学家的言论，然而在贾谊一系列的建议下，文帝也开始慢慢地尝试任用一些儒学之士，并且初设一经博士。

后来，汉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武帝的心意，武帝认为公孙弘没有才能。公孙弘因此称病，被免官后依旧回到家乡。元光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0年，公孙弘再次被推举为贤良文学。

但是，他却执意辞谢，说：“我已经被推举一次，西行至长安，能力不足，未能称职，所以才回来了。还是推举别的先生吧。”不过，国人仍坚持推举他。

汉武帝策诏群儒，请教天命废兴的道理。公孙弘对策，回答了治民之本，强调“礼仪”“赏罚”的应用。

当时对策一百多人，太常把公孙弘的对策列在下等，汉武帝阅读之后，将其提升为第一。又亲自召见公孙弘，看到他容貌端正庄严，于是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公孙弘是武帝时著名的儒官之一，生活简朴，谙于世故，为人谦虚谨慎。全国各地贤士多去投奔他，口碑极好。他历任左内史、御史大夫，终于拜相封侯。

公孙弘以贤良对策的儒生身份一跃成为丞相，确实让读书人羡慕。于是许多人以他为楷模，努力研习经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拜官封爵。

公孙弘以布衣入相，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所以为人处世更是八面玲珑。面对武帝不断集权于自己手中，他表现出软弱服从的样子。公孙弘经常以“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来迎合武帝，主动要求加强皇权，削弱臣权。

廷奏时也总是唯唯诺诺，不敢争辩，和敢于直谏的都尉汲黯形成鲜明对比。公孙弘身世微不足道，学术上不能和董仲舒相比，但他善于“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而平步青云，位列三公。他执政期间实行的吏治和太学对汉朝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元朔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24年六月，汉武帝下了一道兴学的诏书，诏书中讲了制礼作乐进行教化的重要性，并指令太常商议为博士置弟子的事情，以使乡里人人崇尚教化，并达到砥砺贤才的目的。

诏书下达不久，丞相公孙弘与太常孔臧、博士平等共同上奏：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日校，殷日序，周日痒。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其惩恶也，加之刑罚。

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由内及外。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修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大平之原也。

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言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字，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承上局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奏籍。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艺，辄罢之，而请诸不称者罚。

可以说这是董仲舒兴太学建议后，公孙弘进一步把它完善、具体化的证明。明确了生源、师责、考法和分配等各方面规定，从而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有完备规章制度、史实可考的官学校。

公孙弘奏议中指出办太学的目的是为了兴教化，实质上是想把儒学推广到全国，使读书人把儒家经典作为学习内容。

汉武帝批示说“可以”。从此以后，公卿大夫和一般官吏，很多都是才华横溢的文学之士了。汉朝掌管文教的官员为太常，居九卿首位，原名奉常，是秦朝的官名，汉景帝时改为太常。汉武帝时期兴办了太学，太学的教师称为博士。

《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太学的教师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同时“国有疑事”要“掌承问对”，也就是说是参加议政。另外，博士还有“风使”及巡视地方政教等工作。众博士之上设置首席长官仆射，总领太学事务。

西汉博士多由熟读经书的名流担任，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也有诸科始进或他官迁任的。博士要求德才兼备，学识渊博，能够“明于古今”“通达国体”。汉代太学向来都有“严于择师”的传统，所以经过严格挑选后的博士多是为人师表、修养高深的儒学大师。

教学的内容则以讲经学为主，经学大师在专门的学堂讲学，弟子在台下听教诲，遇到有名儒授课，更是济济一堂，颇有学术气氛。因为西汉时纸未普及，帛难以承担，主要使用简牍。

由于简牍书写的速度比较慢，而且也不好出版，所以大师学说师师相传，遵循一定的家法和师法，基本依照汉武帝的五经博士的经书为准。

而被选送到太学的学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太常遣派的博士弟子50人，另一部分是郡国选送经太常批准的“得受业如弟子”地方派遣生。

这两部分学生经过学习一年后要经过严格考核，并按学习的等次分派到皇帝身边做郎官，和被委派到中央一些其他机构和郡国守相下做属吏，学习不及格的罢除。

汉武帝之后博士弟子名额逐渐增加，昭帝时增加到100人，宣帝时增加200人，元帝时增至1000人，成帝末增至3000人，到东汉末竟然增加至3万人。

而太学生的补选主要有两种渠道：一是由太常直接选送；二是由郡国县道邑选送。选送的条件参照公孙弘奏议，条件不符、弄虚作假的要受惩罚。另外也有通过考试和按“父任”入学的。

虽然公孙弘拟定太学生为18岁青年，可实际上既有60岁以上的白首翁，也有12岁的任贤童。由太常选送的太学生为正式生，享受俸禄，其他途径入学的费用自理。

太学的学生还拥有充裕的自学时间。学校提倡太学生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求教。先秦游学的风尚依然流行。汉代太学鼓励自学，允许自由讨论，这样就为当时造就了相当一大批学识渊博，而且有研究能力的人才。

当时的汉武帝在设立太学的同时还创造了“密封”试卷的考试法。这种方法叫“射策法”，也就是后来所说的一种抽签式的考试，每年进行一次。

太学生毕业后，能通一艺以上的学生，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就以名闻。其不事学若下材，及不能通—艺。辄罢之，而请诸能称者。说明太学生的级别不高，优秀者仅仅就相当于孝廉，那些学而无成，空手而归的人也有很多。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总之，汉代太学的创建代表了汉朝兴盛时期的文明。更是高度强调了中央集枚，全国统—。不但为当时统治集团培养了大量儒生充任了各级政府官吏，而且这种现象以后维持了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生活以及经济都发生了重大影响。它进一步将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结合起来，开创了后世选举与教育相结合的先河。

而地方办的学校以汉景帝后期文翁在蜀郡办学时间最早。文翁是庐江郡舒县人。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读书，通晓《春秋》，担任郡县小官吏时被考察提拔。汉景帝后期，担任蜀郡守，仁爱并喜欢教导感化。

他看到蜀地的民风野蛮落后，就打算诱导教化，加以改进。于是选出张叔等10多个聪敏有才华的郡县小官吏，亲自告诫勉励，遣送他们到京城，就学于太学中的博士，有的学习法规法令。减少郡守府中开支，购买蜀刀、蜀布等蜀地特产物品，委托考使送给太学中的博士。

几年之后，这些蜀地青年都学成归来，文翁让他们担任要职，按顺序考察提拔，在他们当中甚至有的人成为了郡守刺史。

他又在成都市中修建学宫，把条件差的县的青年学生招收为学宫弟子，免除他们的徭役，让他们能够安心地读书。学成之后，便在他们之中选出一些成绩显著的学生委以重任。

为了鼓励学生积极上进，文翁还创制了许多奖励进学的方法。郡国学办得有声有色，取得了十分广泛的社会影响。蜀守文翁可以说是郡国学的倡导者。

文翁办学的事情传到汉武帝的耳朵里，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样做是一个可以推广儒学的好办法，于是便立刻下诏：“郡国皆立学校官。”这样一来，地方办的学校在全国才普及起来，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体系。

汉代的地方官学与行政区划是相一致的，分别称为学、校、庠、序。由课程设置可知，学与校程度相当，有经师之设；庠与序程度相当，有《孝经》师之设，比学、校低一级。

有的专家认为，学、校大致属于中学，庠、序大致属于小学。当然，这都不是今天所说的中小学，只是就其教学程度的高低差别而言的。汉代地方学校的教官，其供奉相当于卒史。

汉元帝时，由于郡国学有所发展，朝廷颁布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说明郡国经师俸禄大约为百石，俸月为十六斛，享受中等官吏的待遇。

汉代没有专门的教育行政机构，地方学校的隶属关系，没有相关的记载。郡文学大多数为学者名流担任。在东汉时期，还有文学祭酒的职称。郡文学增进地方教育的事迹，史籍也有记载。

汉代的郡文学，有可能为兼管地方文教的行政长官，这一建制延续到了三国。清代的著名学者黄本骥在《历代官职表》中表示：西汉的郡文学和东汉的文学祭酒，相当于后世的府儒学教授，官居校、学经师之上。乡的《孝经》师则隶属于司隶校尉。

汉平帝时期，由于王莽的提倡，在郡国又专门设立了教育皇亲宗室的宗师，尊称为宗卿师。

东汉时期，郡国学设置就已经十分普遍了，边陲辟壤都建立了学校。这也表明了在我国的汉代，统治者对教育是相当重视的。

搜罗大批文人学士

汉武帝是个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皇帝，从小就接受了很好的文化教育，对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都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同时，他还是一位酷爱文化典籍的皇帝，他非常重视搜集图书典籍。

那时，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图书受到了严重损耗，社会上流传的图书也因此变得很少，私人藏书都不肯拿出来。因此，汉朝初年曾下诏令，广事收罗书籍篇章，广开献书之路。可是，直到汉武帝即位之后，所收集的图书也还是不多，而且，大多数收集出来的文献也都是残缺的，不是文字缺少就是竹简脱漏。

有一次，汉武帝在皇家成书处，看到这些费了很大劲才收集起来的零乱散落的竹简，喟然长叹了一声，说：“朕真痛心啊！”于是，他便下定决心要把经过秦火燔余的古代文化典籍，尽可能地搜集、整理、保藏起来。因此，他向全国下命令，继续在各地征集图书。

同时，在太常府、太史府和博士官办公地点建设藏书楼，在皇宫内增设了辟延阁、广内、秘室府等藏书楼，专门保管、整理搜集来的图书。他还下令设置抄写图书的专职官员，翻抄包括经书和诸子百家在内的图书典籍。

在武帝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国家搜集的图书一天天多起来。每当收到一种好书，送到汉武帝手上的时候，他都十分高兴。在保存、整理和流传古代文化典籍方面，汉武帝十分有远见、有魄力，同时，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汉武帝从青年时代就十分喜好文学，汉赋的成就，在当时的文化收获中最为辉煌夺目。赋，是从骚体演变而来的散文和韵文并用的文体。赋的成就，也继承了先秦诸子散文巧文多智的特色。汉赋，当时是文学的主流。

《汉书·艺文志》著录文学成就“诗赋百六十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中，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等“赋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陆贾赋三篇”等“赋二十家，二百七十四篇”，“孙卿黼十篇”等“赋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客主赋》十八篇”等“杂赋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总共多达78家，占诗赋总和的73．58%。篇数合计多至1004篇，占诗赋总和的76．18%。其中除个别先秦和“秦时”的作品外，其他均为西汉作品。

西汉早期的赋，像是贾谊的《吊屈原赋》等，这都属于是借物抒怀，意境深沉的篇章。枚乘的《七发》，开辟了汉武帝时代长篇赋的先河。汉武帝时期，赋的创作走向了全盛阶段，名家名作迭出。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大文学家司马相如。有一次，汉武帝读到《子虚赋》时，就深深地被文章中那和谐的音调，华丽的辞藻，奇特的构思吸引，令汉武帝赞不绝口。当他看到作者的名字是“司马相如”时，他感慨万千地说：“真是遗憾啊，我没有跟这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汉武帝的这番话正好被当时负责给他养狗的杨德意听到，于是，他便上前一步说：“皇上，这《子虚赋》的作者正是我的同乡司马相如啊！”汉武帝听后十分高兴，立刻就要召见这位自己欣赏的才子。

司马相如，字长卿，小名狗儿，蜀郡成都人，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读书、击剑，他的父母十分怜爱他，称他为犬子，到了12岁那年，有一次偶然读到了史书，便对战国时期的蔺相如极为仰慕，所以便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相如。

那时蜀郡的太守文翁，大兴教化，选择本郡的士人，送到京城去学习，司马相如和他的一位好朋友王吉正好被选中。五年之后学成回来，文翁便委派司马相如为教授。后来，文翁去世了，司马相如就不愿意继续做教师的工作，于是便前往长安游学。

这时，是汉景帝在位，司马相如大约20多岁左右，他出资30万缗，入朝为郎，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虽然说他小的时候学过击剑，但是他更看重文学，因此，他认为这些并非其所好。而且，汉景帝不喜好辞赋，因而他时常会有不遇知音的感叹。

刚巧梁王刘武入京朝拜汉景帝，跟他来的善于游说的人，有齐郡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县人庄忌先生等。司马相如看到这些人就喜欢上了，因此就借生病为由辞掉官职，旅居梁国。

粱孝王让司马相如这些读书人居住在一起，这使得司马相如有更多的机会与读书人和游说之士相处。他们一起游山玩水，弹琴作赋。其中他所创作的《子虚赋》便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篇《子虚赋》一经传播便是举国名扬。而且这个时期也是他一生当中最惬意的阶段。

只可惜好景不长，梁王因谋储君之位，没有如愿以偿，甚至还差点丢了性命，最后郁郁而死。而继任后的新王，也不是一位喜好辞赋、文人的王，于是，司马相如只好返回成都。

然而家境贫寒，又没有可以维持自己生活的职业。这时临邛县令，也就是他的朋友王吉，对他说：“长卿，你长期离乡在外，求官任职，不太顺心，可以来我这里看看。”于是，司马相如当即整理行装，带着书童，前往临邛。

两个人刚一见面，王吉便叹了一声说道：“贤兄千里相投，若是仅仅为了糊口，我王吉养你个十年八载，倒是不成问题！只可惜你这满腹的才华，到什么地方能施展呢？而且，你年届三旬，也不能不成家。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后为大呀！”

这一说，勾起了相如的满腹心事，成串的眼泪。他哽咽着说道：“多谢贤弟一片好意，愚兄穷困潦倒，只要有个落脚之处，每天能吃上几碗热饭，愿已足矣，还管它什么满腹才华，无后为大？”

王吉抬头说道：“不，你既然投我，我就得对你负责，我不只要你在临邛一邑扬名，还要为你寻一个绝色佳人。”

这时，临邛富人卓王孙得知县令有贵客，便设宴请客结交，司马相如故意称病不能前往，王吉只好亲自相迎，这次司马相如不好推脱就去赴宴了。

卓王孙有位离婚女儿，名文后，又名文君。因为久仰司马相如文采，所以便从屏风外窥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装作一副没有看到的样子，而当受邀抚琴时，便弹奏了一曲《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

文君听出了司马相如的琴声，偷偷地从门缝中看他，不由得为他的气派、风度和才情所吸引，也产生了敬慕之情。宴会完毕，相如托人赏赐文君的侍者，以此向她转达倾慕之情。

于是，卓文君乘夜逃出家门，私奔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便和文君急忙赶回成都。进家之后，看见家中什么都没有，只有四面墙壁立在那里。卓王孙得知女儿私奔的事，大怒道：“女儿极不成材，我不忍心伤害她，但也不分给她一个钱。”

有的人便开始劝说卓王孙，但他始终不肯听。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文君感到不快乐，说：“长卿，只要你同我一起去临邛，向兄弟们借贷也完全可以维持生活，何至于让自己困苦到这个样子！”

于是，司马相如就和文君来到临邛，他们干脆卖掉车马，回到临邛开了一间小酒家。卓文君当垆卖酒，掌管店里的事情，司马相如则系着围裙，夹杂在伙计们中间洗涤杯盘。卓文君是一个罕见的女人，居然从来不羡慕虚荣，司马相如也是一个罕见的文人，居然一点都不自卑，也丝毫没有感觉到一丝的羞愧。这对才子佳人开的小酒店远近闻名、门庭若市。

卓王孙知道后，感觉十分羞辱，甚至觉得没有脸面见人，整天不出大门。他的弟兄和长辈都劝他说：“你只有一子二女，又并不缺少钱财。如今文君已经委身于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一时不愿到外面去求官，虽然家境清寒，但毕竟是个人才；文君的终身总算有了依托。而且，他还是我们县令的贵客，你怎么可以叫他如此难堪呢？”

卓王孙无可奈何，只得分给文君奴仆百人，铜钱百万，又把她出嫁时候的衣被财物一并送去。于是，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双双回到成都，购买田地住宅，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后来，司马相如被召进朝廷，汉武帝问他：“这《子虚赋》果真是你所作？”

司马相如说：“是。但这赋只写诸侯的事情，并不值得一看。请让我写篇天子游猎赋，赋写成后就进献皇上。”

汉武帝是个田猎迷，听到他这样说，便很想看看司马相如到底是怎样描写狩猎的激烈而雄伟的场面。于是，汉武帝答应了，并命令尚书给他笔和木简。

司马相如挥笔疾书，洋洋洒洒，写下了著名的《上林赋》。他以夸张的手法、光华的文采和丰富的语汇，描写了宫苑的富丽，田猎的欢乐，又暗寓讽刺的含义。

在内容上，它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刺，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

在形式上，它摆脱了模仿楚辞的俗套，以“子虚”“乌有先生”“无是公”为假托人物，设为问答，放手铺写，结构宏大，层次严密，而写作的语言富丽堂皇，句式也有很多变化，加上对偶、排比手法的大量使用，使全篇显得气势磅礴，形成铺张扬厉的风格，进而也确立了汉代大赋的体制。

当司马相如把赋进献给汉武帝后，汉武帝被这篇华丽的辞赋迷住了，他特别高兴。因此，对他授以官职，赐给笔札，让其专事写赋。从此，司马相如便一直随从在汉武帝左右，写下了大量的诗赋。流传至今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便是较为重要的两篇，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高地位。

而在当时，另一位具有文学才能的人则是以滑稽出名的东方朔。东方朔，本姓张，字曼倩，平原郡厌次县人。建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十月，16岁的汉武帝签发了一道诏书，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等各级官僚，推举贤良方正、敢于直言觐见的读书人到朝廷做官。同时，也鼓励天下的吏民直接给皇帝上书，提建议，发议论。

因此，四方士人纷纷都上书议论国家政事的得失，在这当中不乏参杂着一些炫耀卖弄自己才能的人，对那些不够录用条件资格的人就通知他们：上书皇帝已经看了，让你们回家去了。

而东方朔刚到长安，便以三千片竹简内容上书汉武帝。这些竹简需要两个人才扛得起，而汉武帝整整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读完。在自荐书中，东方朔这样说道：“我东方朔少年时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扶养长大成人。我13岁开始读书，经过三年的刻苦，读的书籍已经足够多了；在15岁时学习击剑；16岁学《诗》《书》；阅读量达到了22万字。19岁又开始学习兵法和作战的常识，懂得各种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战时士兵进退的征鼓。这方面的书也读了有22万字，这些总共加起来足有44万字。我本人更加钦佩子路的豪言。

“如今我已经22岁，身高9尺3寸。双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齿洁白整齐得像编排的贝壳，勇敢像孟责，敏捷像庆忌，廉俭像鲍叔，信义像尾生。我这样的人，应该能够做天子的大臣吧？”

汉武帝读后，认为东方朔气概不凡，便命令他在公车署中等待召见。由于公车令俸禄微薄，又始终没有得到汉武帝的召见，因此，东方朔觉得很是不满。

这一天，东方朔午休起来，一群侏儒像是刚从外边吃饭回来。满面红光，叽叽喳喳。这些侏儒是专门给皇上养马的。东方朔一看到他们这个高兴样子就来气：我堂堂的九尺男儿，怎么能和这些人为伍呢？我得想办法吓唬他们一番。

于是，东方朔便冲着那群侏儒们喊道：皇帝说你们这些人既不能种田，又不能打仗，更没有治国安邦的才华，对国家毫无益处，因此打算杀掉你们。你们还不赶紧去向皇帝求情！”

那些侏儒听说皇帝要杀他们，便嚎的一声哭了起来。而东方朔在一边强忍住笑，装作十分同情的样子劝道：“有道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死到临头，你们光知道傻哭有什么用，还不赶快想点办法！”

众侏儒下跪到地，恳切地说道：“人慌无智，我等有什么办法呀？听说东方先生您是皇上十分看中的人，请求先生赶快给我们想个办法，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侏儒吧！”

这时，东方朔叹了一口气，说：“不是在下不愿意给你们想办法，只怕是这事传到皇上耳里，说在下泄了他的密，坏了他的大事，找在下算账可怎么得了？”

侏儒们拍着胸脯向东方朔担保，说道：“先生放心，您救了我们大伙的命，我们感激都来不及，谁还会把您给捅出去呢？”

东方朔慷慨激昂地说道：“捅出去在下也不怕，大不了一死，死在下一人，换你们生，死也死得值得了。”这话说得侏儒们热泪盈眶，再一次磕头以示感谢。

东方朔轻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这样吧，你们尽管去皇宫门口候着，一旦御驾出来，大家一齐将它拦住，叩头谢罪。皇上问你们听谁说的，你们就推到在下身上，保准你们没事。”

众侏儒破涕为笑，千恩万谢地离去。第二天，果然依着东方朔的话，早早地来到宫门口候驾。等皇上出来之后，他们呼啦一下围了上去，一边下跪磕头，一边哀求皇上饶命。

汉武帝一听当时就懵了，一脸困惑地说道：“朕何时说过要杀你们，你们这话是听谁说的？”众侏儒异口同声地回道：“臣等是听东方朔说的。”汉武帝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说道：“这个东方朔，谣言竟敢造到朕的头上！韩嫣听旨。”韩嫣闻声而出，跪地问道：“陛下有何赐教？”“速传东方朔进宫见朕。”说完，便喝令打道回宫，坐等东方朔。这时，东方朔正在卧室读书，一听说皇上召见，赶紧整了整衣冠，大步流星地朝皇宫赶来。见到皇帝后，他赶忙三拜九叩，行君臣大礼。这时，汉武帝问道：“东方朔，听说你恐吓侏儒，你可知罪？”东方朔面对皇上的问罪，高声说道：“启奏陛下，臣不知罪！”汉武帝把脸一沉说道：“你恐吓侏儒，造谣惑众，而这谣言竟然制造到了朕的头上，你难道还不知罪吗？”

东方朔理直气壮地回答道：“我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侏儒身高3尺，我身高9尺，然而我与侏儒所赚的俸禄却一样多，总不能撑死他们而饿死小臣吧！圣上如果不愿意重用我，就干脆放我回家，我不愿再白白耗费京城的粮食。”

汉武帝听后纵声大笑，于是命令他在金马门待诏，至此东方朔与武帝的关系就稍稍亲近了一些。有一次，汉武帝玩射覆的游戏时把壁虎藏在盂中，却没有人猜中。

东方朔看了一阵，哑然失笑，他这一笑，把众人的目光全都都吸引了过来。汉武帝有些诧异地问道：“东方朔，你能猜中这盂里是什么东西吗？”

东方朔不慌不忙地回道：“能。臣曾学《易》，请允许我猜猜是什么。”于是他将蓍草排成各种卦象，回答说，“我认为说它是龙却无角，说它是蛇又有足，肢肢而行脉脉而视，善于爬墙，这东西不是壁虎就是蜥蜴。”

说完之后，汉武帝就派左右的人把盂掀开，果然是只壁虎，围观人都齐声称妙。武帝心中高兴，当众赏给东方朔细帛十匹。接着，汉武帝又让东方朔猜其他的东西，而东方朔每猜必中，都会得到皇帝的赏赐。从此之后，汉武帝便任命东方朔为常侍郎，东方朔也终于受到了汉武帝的喜爱。

有一年夏天，烈日炎炎，每当这时，皇帝便要向朝廷的百官赐肉，按照规矩，皇帝赐肉，必须由太官丞捧着皇上的诏书，众臣跪拜在地，然后由太官丞宣诏后，群臣三呼万岁，才能够按花名册分肉。然而负责分肉的太官丞却迟迟未来。

东方朔和臣僚从早晨一直等到太阳正南，却始终没有看见太官丞露面。那肉早都已经摆好，可是没有皇上诏书，谁也不敢动。眼睁睁地看着一群绿头苍蝇在肉上嗡嗡嘶叫，还在肉上爬来爬去。

只见，东方朔昂首阔步，朝肉案走去，然后从腰间拔出一把宝剑。众人都以惊讶的眼神看着他。他右臂一挥，宝剑在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弧。立刻便有20几个人站了起来，大声阻止道：“东方朔，不可鲁莽！”

东方朔回头望去，微微一笑，嚓地一下，割下一大块肥肉，高举过顶，朗声说道：“伏天应当早点回家，请允许我接受天子的赏赐。”随即把肉包好怀揣着离去。

后来太官丞将东方朔私自切肉的事情上奏给了汉武帝。于是，汉武帝便问东方朔：“你为什么不等下达赐肉的诏令，就用剑割肉走了？”

东方朔不慌不忙地将帽子摘下，朝殿上一跪，叩头说道：“臣罪该万死！”

汉武帝说：“先生还是先起来说话吧！”

东方朔再拜说道：“东方朔呀！东方朔呀！接受赏赐却不等诏令下达，这是多么无礼呀！拔剑割肉，多么豪壮呀！割肉不多，又是多么廉洁呀！回家送肉给妻子吃，又是多么仁爱呀！”

汉武帝听完后笑着说：“让先生自责，没想到你竟反过来称赞自己！”于是又赐给他一石酒、一百斤肉，让他回家送给妻子。

建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常常出游狩猎，出游的时间也从一天到五天。后来，这样的游玩已经不能为汉武帝所满足。加之路途遥远又被当地的百姓厌烦，于是汉武帝萌生了修建上林苑的想法。

在估算完修苑囿所占农田的价值之后，又派人划出占地所属县的荒地以抵偿农民。做此决策之时东方朔恰好在场，便向武帝谏言：“请陛下不要扩建上林苑！”

此言一出，武帝的脸立马沉了下来，文武百官目光各异地瞅着东方朔。有赞许，有担心，也有幸灾乐祸。对此，东方朔全然不顾，一口气讲了“不要扩建上林苑”的两大理由：

“陛下，终南山是国家天然的屏障。从大汉建国以来，离开了三河之地的洛阳，而在灞水、浐水之西，泾河、渭河之东建立都城，这里就是所谓的像大海一样富饶的地方。秦王朝凭借它降服西戎，兼并崤山以东的地区；终南山是座宝山，这一带山中产玉和金、银、铜、铁以及优质木材。各种手工业用它们做原料，百姓们靠它们维持生活。

“这里又盛产稻、黍，还有梨树、栗子、桑、麻和竹子等物品，土地适宜种植姜和芋头，水中有许多青蛙和鱼类。贫穷的人家可以靠这些获得温饱，而不必担忧饥寒之苦。所以，丰、镐之阔，号称肥沃土膏，每亩地的价值都达到一斤黄金。

“而今陛下把终南山划为上林苑，就断绝了田沼湖泽的财利来源，夺取了百姓的肥沃土地，对上减少了国家的财税费用收入，对下破坏了农桑生产，这是不该建上林苑的第一个理由。

“而开拓并营建上林苑，周围筑墙以作为禁苑。皇帝在苑中可以策马东奔西驰，驱车南北追逐，其中有很多的深沟大河，乱石高岗。为追求一天的射猎乐趣，不值得尊贵无比的天子去涉险犯难。这是不该建上林苑的第二个理由。”

接着，东方朔又列举了殷纣王、楚灵王、秦始皇大兴土木导致天下大乱的例子。最后献上《泰阶六符》希望汉武帝能够观察天象的变异而自省自己所做的事情。汉武帝因此拜东方朔为一千石太中大夫之官职，加给事中之衔，并赏赐黄金百斤。

还有一次，东方朔喝醉了酒，进入殿中后在殿上小便，而这个举动被其他官员弹劾。因犯下大不敬之罪，汉武帝下诏免其官职，将东方朔贬为庶人。让东方朔在宦者署待诏。

后来，汉武帝的姐姐隆虑公主的儿子昭平君因杀人被捕后入狱，汉武帝在隆虑公主死前曾答应其姐用黄金千斤、钱一千万预先赎昭平君一死。然而当昭平君真的犯下杀人死罪的时候，汉武帝又不想违逆法律的准则，让查处此案的法官依法判决。

因违背了对姐姐的诺言而难受。东方朔这时却举杯向武帝祝寿，汉武帝认为东方朔的话说的不是时候就先行离开了。傍晚的时候才诏见东方朔问他原因。

东方朔便用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讲述悲伤的情绪对身体寿命的影响，酒是最好的消愁之物，所以用酒祝寿显明陛下的刚正不阿，又可以为陛下解哀愁。于是汉武帝又任命东方朔为中郎之职，并赏赐布帛百匹。

东方朔虽以滑稽出名，但他取得官职也是因为他写得一手好辞赋。他时常以诙谐幽默的言辞，为汉武帝解闷。有时也在其中夹进一些讽谏的内容，因而博得了汉武帝的赞赏。

汉武帝得到司马相如和东方朔之后，仍然意犹未尽。他还是在做太子的时候，就特别仰慕枚乘的文名。枚乘，字叔，生于淮安，故居坐落在肖家湖畔。枚乘从小对文学就有着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写辞赋出了名，就离乡远游寻求生活的出路。不久，他来到了物阜民丰的广陵，在吴王刘濞府中当了一名郎中。

枚乘不仅善于文辞，而且富有胆识，当他得知吴王刘濞酝酿反叛汉朝廷时，便及时上书劝阻，但刘濞不予理睬，他就毅然离吴投梁，被梁孝王刘武奉为上宾，为了维护统一，制止分裂，枚乘再一次上书谏阻吴王，但吴王一意孤行，仍然不予理睬。

公元前154年，刘濞联合其他六个王国起兵反叛中央朝廷，结果仅仅三个月时间，就被汉景帝平定了下去。由于枚乘屡次上书，所以他善谏的声名大著，汉景帝任命他为弘农都尉，但他不乐意担任地方官吏，觉得还是作赋论文自在，于是称病辞官，复回梁国。

梁孝王刘武的宾客都善于作赋，但以枚乘为最高。刘武死后，宾客尽散，枚乘回淮安老家居住。汉武帝刘彻做太子时就已仰慕枚乘的名声，待到汉武帝一登上皇位，马上就派人带上绸缎珠玉，驾蒲轮安车前去聘请枚乘老先生。

哪知这位枚老先生，没什么福气，年老体弱，半路上折腾死了。汉武帝十分扫兴。枚乘有个儿子叫枚皋，他自幼受父熏陶，爱好文学，善于辞赋。17岁上书梁王，被召为郎。西汉后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41年，遭谗害获罪，只身逃往长安。

汉武帝得知枚皋是枚乘之子后，便召见了他，枚皋当即在殿中作赋一篇《平乐馆赋》，汉武帝读了很高兴，就让他在宫内平乐馆专门写赋，后来又拜为郎官，随侍左右，与司马相如、东方朔等平列。以后，汉武帝在巡狩、封禅、堵决黄河、游幸时，只要兴致所至，就叫枚皋作赋歌颂。

汉武帝29岁时生了皇太子刘据，高兴得不得了。枚皋和东方朔分别写了《皇太子生赋》和《立皇子禖祝》，向汉武帝表示祝贺，汉武帝更加欢喜这些辞赋家。

被汉武帝搜罗在左右的作赋高手除了枚皋、司马相如和东方朔外，还有严助、朱买臣、庄葱奇和吾丘寿王等人，他们也都是赋家，以文学得官。

汉武帝搜罗、蓄养大批文人学士，一方面命他们随从出巡出游，作辞献赋量才录用，同时也让他们参与政治，在朝廷中委以官职。有了大事廷议时，也让这些人参加，对公卿的奏本提出意见，平时则都是作为专职的文学侍从和俳优弄臣蓄养起来。

武帝经常和群臣在柏梁台聚会饮酒赋诗，据说古诗中的“柏梁体”就是由汉武帝和群臣赋诗而开始流行起来的。汉武帝自己创作诗赋的水平也相当高，流传至今的《瓠子歌》《秋风辞》和《李夫人歌》等，都非常精美，表现出他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

同时，汉武帝重视修史，以学识非常渊博的大学者司马谈为太史令，使其次第旧闻，裁剪论著。司马谈有志于编撰一部汉王朝的通史。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司马谈是左冯翊夏阳人，司马迁的父亲。他博学多识，曾随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历法知识，跟随哲学家杨何学习《易》，并对黄老之学进行过深入钻研。

可是，司马谈的宏愿还没有实现，却于元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病死于洛阳。死前，他郑重地把未竟的事业，嘱托给他的儿子司马迁。

司马迁是龙门人，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和良好的教育，使他对文史星卜之学有浓厚的兴趣。他非常好学深思，曾师事著名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等，博通天文历法，诸子百家。

当初，在董仲舒向汉武帝上书三纲五常的时候，司马迁就深深地被董仲舒的对答钦佩不已，一心想跟从他学习。于是，在下朝的时候，司马迁便追了上去，向走在前面的董仲舒施礼道：“董老先生，请受小生一拜，您刚才的对答真是太了不起了。”

这时的董仲舒不认识司马迁，于是便问跟他并肩走着的大臣：“这个孩子是谁？”

大臣看了看司马迁说：“噢，他是太史公司马谈的儿子，太史公常把他带到殿下旁听。”

这时，司马谈赶了上来：“董先生，这是在下的犬子司马迁，冒犯了，孩子，还不赶快给董先生叩拜。”

司马迁听了父亲的话，赶忙跪下：“高师在上，请受小生一拜。”

“快请起，请起。”董仲舒扶起了小司马迁。

司马迁说：“我听说董老先生特别苦学，曾经三年没有进过花园。”

董仲舒听了司马迁的话后，不禁大笑起来，说道：“是啊，确实是有三年时间不曾离开书房去光顾花园。司马迁，那你是欣赏我的什么观点呀？”

司马迁回答说：“我推崇您的大一统。”董仲舒又是一阵笑，说：“好，小小的年纪就会如此有眼力，真不愧是太史公的儿子。”“先生过奖了。以后，还要请您多多垂教呢。”司马谈说。“可以，可以。”从此，司马迁便跟随董仲舒学习了。有一次，在董仲舒的家里，董仲舒在给司马迁讲《春秋》。司马迁便问道：“老师请赐教，《春秋》的大义是什么？”这时，董仲舒放下手里的书简，对司马迁说道：“要知道《春秋》的大义，首先要知道孔子作《春秋》的时代背景和写作动机。”说着便站了起来，走到窗口，看着窗外树下的落叶，想到孔子晚年著《春秋》时的落寞，于是又接着说，“孔子所处的时代是王室衰落，诸侯称霸，礼崩乐坏的时代，那个时候，臣僭君，子弑父，可谓君不君，臣不臣，朝纲不张，礼义不明，所以……”

司马迁眨了眨眼说：“所以，孔子作《春秋》以正礼义、明视听。”“说得对。所以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拨乱反正。”这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来了，司马谈问道：“董老先生，犬子学得如何？”“他功底不错，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老夫准备给他讲完《春秋》后讲《左传》。”董仲舒欣慰地说道。不久之后，司马谈带着司马迁乘车前往孔安国府上拜师。路上，司马谈向儿子介绍：“孔安国是长安赫赫有名的儒学大师，他精通《尚书》，他是孔子的第十一世孙。他学的《尚书》是从曲阜孔子故居的夹墙里发现的。因为是用篆书写的，所以又叫《古文尚书》。”“噢，父亲，《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还有什么不同？”“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现在孔安国老先生已经把它译成今天通行的隶书了，你要向他学的就是今文《尚书》。”司马迁兴奋地说：“父亲，孔安国真了不起。”到了孔安国府上，孔安国看过司马迁问道：“在家都学了些什么？”

这时，司马迁的父亲说道：“犬子在家，就读于家乡的书院，主要学的《诗经》《论语》及《周礼》，到长安后，又拜师于董夫子学完了《春秋》《左传》，现在想深造《尚书》。”

孔安国对司马迁说：“看来小公子崇尚正义，《尚书》是讲为政治国的书，你感兴趣吗？”小司马迁回道：“禀先生，《尚书》我已初学，略知一二，《书》是史官的临政记录，《书》记先王之事，长于政。”这时，孔安国用手摸了摸雪白的胡须，点了点头，对司马谈说：

“太史公，令公子将来恐怕是经国之才呀。老夫就收下这个弟子了。”从此，司马迁便向京城里一位又一位的高师求教。元朔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漫游。他南游江淮，登会稽山，访问大禹陵，又去楚地，攀九嶷山，浮舟沅水、湘水之上，再北上齐鲁，观孔子遗风，在孟子故乡邹县峄山观看古老的乡射之礼……每到一处，必求访当地父老，搜集史事，了解风俗，考察山川。

这次漫游，不仅使司马迁搜集到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而且使他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为他以后著史奠定了重要基础。回到长安后，汉武帝对这个广阔博识、学问丰富的青年人，十分重视，任命他为郎中。

后来，由于他的父亲司马谈因为未能跟随汉武帝参加泰山封禅大礼而忧郁成病，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

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记住，完成我未竟之业！”

司马谈去世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他读遍了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五年以后，他以太史令身份和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一起，参加了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的历法改革。这都说明，武帝对他的才能是很看中的。

天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98年，正当司马迁全力著史时，发生了李陵叛降匈奴之事。司马迁为李陵辩解，触怒了汉武帝，将其下狱处以腐刑。

伤残肉体的酷刑，不仅使司马迁受到剧烈的肉体痛苦，更使他的精神遭受严重创伤。年已48岁的司马迁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想到了古代圣贤：周文王被囚禁于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遭困厄，编撰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骚》；孙膑受了膑刑，完成了《孙膑兵法》。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生活下来，发愤要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

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让这部书流传下去。到那时，即使万死，也无悔恨了。

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著述。终于在征和三年，也就是公元前90年左右，完成了他的史著。前前后后大约用了18年的时间。时人称之为《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或《太史公》。大约是在魏晋以后，称为《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他运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叙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述帝王的言行、事迹；“表”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以表列人物、事件、爵位、世系等内容；“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世家”记载诸侯兴衰以及有特殊地位人物的事迹；“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事迹。

全书共十表、八书、十二本纪、十三世家、七十二列传，共五十多万字。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正史的规范体例。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永垂千古的光辉史著。

《史记》不仅记述了中国历史，还兼及当时所能了解的广大空间地域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是当时的世界历史著作。《史记》综合性的体例，内容系统，全面丰富，记录准确，条理分明，便于人们全面概括地把握历史。司马迁首创这种修史体例，形成中国史学著作的优秀传统。《史记》以其独创性、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远远超越了古代世界各国的史学著作。

它的产生，不完全是司马迁个人遭遇的产物，也是汉武帝时期封建大一统帝国建立后，总结以前历史的产物。没有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产生司马迁这样伟大的史学家，不可能产生《史记》这样伟大的史学著作。

自从司马迁著《史记》，中国才开始出现规模巨大、组织严密的历史著作。武帝残酷地惩处司马迁，表现了这位封建专制帝王的暴虐本性；武帝也重用了司马迁，发挥了他的才能，支持了他的工作，让他有可能以近20年的时间完成这部著作，又表现了武帝的远见卓识。

命令建立音乐官署

乐府是自秦代以来朝廷设立的管理音乐的官署。到汉时一直沿用了秦时的名称。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它的职责是采集汉族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

乐府在西汉哀帝之前是朝廷常设的音乐管理部门，行政长官是乐府令，隶属于少府，是少府所管辖的十六令丞之一。西汉朝廷负责管理音乐的还有太乐令，隶属于奉常。

乐府和太乐在行政上分属于两个系统，起初在职能上有大体明确的分工。太乐主管的郊庙之乐，是前代流传下来的雅公布古乐。乐府执掌天子及朝廷平时所用的乐章，它不是传统古乐，而是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最初用楚声演唱的乐府诗是《安世房中歌》17章，另外，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在祭祀沛宫原庙时用楚声演唱，也由乐府机关负责管理。西汉从惠帝到文、景之世，见于记载的乐府诗主要是以上两种。

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

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汉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根据《汉书·礼乐志》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800多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汉武帝到成帝期间的100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

汉武帝不仅创设了乐府这个管理音乐的专门机构，还设置了专管音乐事务的官吏，任命著名的音乐家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李延年是中山人，出身倡家，父母兄弟妹妹都通晓音乐，都是以乐舞为职业的艺人。他“性知音，善歌舞”，年轻时因犯法而被处腐刑，因而歌声愈加好听、容貌更显俊美。他在宫里主管皇帝猎犬的地方做事。

汉武帝知道李延年出身于音乐舞蹈世家，对这个刑余之人倒也蛮喜欢。李延年也曲意奉迎，以讨得武帝的欢心。元封年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至公元前105年，李延年在武帝面前演唱了《佳人曲》：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武帝听完之后，他想，这样倾国倾城、羞花闭月的北方佳人，只是在梦中遇见过，真实的人儿哪里会有，怎么去找？不禁摇首叹息。乐人李延年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十分惬意。

汉武帝愁情郁结，一腔多情的爱恋无由排遣。他在一片寂寥的情绪中漫步到了姐姐平阳公主家中。平阳公主知道弟弟正为北方有佳人的一首美曲害相思，平阳公主摆上美酒，汉武帝无心下咽，只是喟叹佳人难得。

平阳公主微微一笑，吩咐摆上盛宴，说有一良方能解皇上心愁。汉武帝笑而摇头，人席默然，只是闷声饮酒。

平阳公主说：“你不是苦叹北方无佳人吗？有！要是不信，就到艺人李延年家里去看看，他的妹妹就是一位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

汉武帝半张着嘴，好半天回不过神来。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后，他便站了起来，乐不可支地和姐姐道别，然后立刻召见了李延年的妹妹李氏。汉武帝那颗本来就不安分的心此时越发奔腾起来，翻江倒海。他无法想象李氏会是如何的一个女人，大概也不会比后宫女子强到哪里。

汉武帝在急切不安的期待中等待着美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宫殿中来回走着，急切地等待着。他猛然回头，只见殿堂门口，站着一位亭亭玉立、一身淡雅装束的女子，那姿容，那清纯，那雅丽，简直就像从天而降的仙女一般。

汉武帝愣在了那里。门口的仙女虽说是清素淡雅，却如一轮喷薄而出的朝日，那样的光彩夺目。

李氏实在太美了，美得脱俗，美得出世，美得自然天成，一尘不染。汉武帝呼出一口气，庆幸自己能结识这样一位美人。李氏无愧于北方佳人，确实是绝世而独立，何止倾城倾国。

汉武帝迷迷糊糊地坐在龙椅上，一双眼睛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李氏。李氏半羞半怯地在御前施礼，然后，轻歌一曲，踏曲面舞。李氏毕竟是女人，女人的舞姿歌喉更能勾魂，被李延年的歌声弄得如醉如痴的汉武帝更被李氏的舞姿和歌声迷得失魂落魄。汉武帝心里知道，从此以后，他再也离不开她。

汉武帝马上把李延年的妹妹纳为妃子，这就是李夫人。李延年的妹妹由此入宫。后来李夫人生下了昌邑王刘髆，李延年也得以被封“协律都尉”，负责管理皇宫的乐器，极得武帝宠爱。

当时，还有音乐家张仲春协助李延年管理音乐事务，有丘仲造笛，作为协律的乐器。每当汉武帝读到自己欣赏的一篇喜欢的辞赋时，就叫李延年配上乐谱，“以合八音之调”。

李延年也承意谱写了许多“新声曲”。汉代著名的《郊祀歌》十九章，就是由李延年谱曲而流传下来的。

有一年正月，汉武帝和群臣在甘泉宫的圜丘上，用乐舞祭祀天帝。70名童男童女同声歌唱庄严动人的颂歌，从黄昏一直唱到天明。夜空中不时闪过陨星的光辉。

汉武帝以为这是神光照耀祠坛，是天帝对他的感召。他虔诚地在竹宫里遥望参拜。动人的颂歌声使他和百官肃然动心，无限虔敬。汉武帝十分迷信，把音乐和神权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他对音乐歌舞的重视和提倡，汉代的音乐事业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李延年作为乐师，除了负责制定乐谱、训练乐工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派人到全国各地，采集民歌，集中于乐府。古代赵国、代国、秦国、楚国各具地方特色的民歌，因此得到全面地搜集和系统地整理。《汉书·艺文志》里记载了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燕、代、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邯郸、河间诗四篇；齐、郑歌诗四篇；淮南歌诗四篇；左冯翊秦歌诗三篇；河南周歌诗七篇等等。其中很多民歌是在汉武帝时期由乐府搜集、整理的。

每当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时候，乐官们就会手拿木铎，带上刀笔走出乐府，到民间去收集各地民歌。乐府里的作曲家们也不停地为乐官送上来的民歌歌词谱曲。同时在隔壁的大厅里，数百名乐工正在那里排练新的乐府民歌，以备宫中宴会时召用。

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诗篇多是来自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其中一首《有所思》被誉为是汉代乐府民歌中的一首著名情歌，有人称它为爱情绝唱：

何用问遗君？双珠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

这首诗的结构，以“双珠玳瑁簪”这一爱情信物为线索，通过“赠”与“毁”来表现主人公的爱与恨，决绝与不忍的感情波折。以“摧烧之”“相思与君绝”两个顶真句，作为爱憎感情递增与递减的关纽，层次清晰而又错综，感情跌宕而有韵致。

而把女主人公失恋前后的感情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曲折入微。这种感情，既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这正是《有所思》能够穿透时空隧道，千百年来感人不已的主要原因。

同样有一位女子，为了表达她对情人忠贞不渝的感情。她指天发誓，指地为证，要永远和情人相亲相爱：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情歌便是《上邪》。女主人公自“山无陵”一句以下连用五件不可能的事情来表明自己生死不渝的爱，气势豪放，感人肺腑。诗中女子全诗写情不加点缀铺排。“上邪”三句，笔势突兀，气势不凡，指天发誓，直吐真言，既见情之炽烈，又透出压抑已久的郁愤。

“长命无绝衰”五个字，铿锵有力，于坚定之中充满忠贞之意。一个“欲”字，把不堪礼教束缚，追求幸福生活的反抗女性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艺术角度来看，《上邪》的抒情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其间的爱情欲火犹如岩浆喷发不可遏制，气势雄放，激情逼人。读《上邪》，仿佛可以透过明快的诗句，倾听到女子急促的呼吸之声。

乐府收集全国各地的民歌，其主要范围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自从汉武帝创立乐府，京城之中民乐的地位竟有超过正统雅乐的趋势。在汉朝京城长安的街头，很容易听到赵地、秦地和楚地等不同风格的歌声。

在汉武帝的热心搜集和推崇下，民间音乐风行于上流社会。皇室子弟们也爱好俗乐，有些甚至能自己作曲和吹弹乐曲。贵族们更是竞相效仿，在自己府里招收乐工。

由于蓄养乐人的贵戚豪富之家也参与了搜集民歌的活动，使得汉朝出现大量的民歌和有较高技艺的乐工。来自民间的歌声，给沉闷的京城带来了清新、芬芳的泥土气息。

乐府经过文人加工，但仍然保持着浓郁的民歌特色。它的内容，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形式活泼自由，句子从一二字到八九字，参差错落。

这种现实的内容，新颖的形式，生动的语言，充满生活情趣的风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受到人们的喜爱。这种新兴的文学体裁的出现与发展，也是与武帝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

文学是汉武帝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了喜欢搜罗一些有名的作赋能手在身边侍奉之外，他自己兴之所至，往往也能借景生情，一抒自己的心声。他派出贰师将军李广利，两度出征大宛，死伤数十万人的性命，终于打败大宛国，把汗血马牵了回来。为了抒发自己的喜悦之情，他作了一首《西极天马歌》：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在这首《西极天马歌》中，怡然自得，自称是有德之君，因而四夷降服，万国来朝，远在万里的宝马也到了他的手中。

有欢乐也有哀愁，其中《秋风辞》就被誉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悲秋”的名作。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刘彻到河东汾阴祭祀后土，共有五次。只有一次在秋天，即元鼎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3年十月。这时刘彻44岁，即位已27年。他实行武力打击匈奴，已胜利解除了数代以来的北部边患。

他采取的国家专卖、统一货币、重农贵粟三大政策，卓有成效，克服了长期用兵造成的生产破坏和财政危机。西汉王朝无论军事、经济、政治、文化都达到全盛高峰。但他的雄才大略，还要打通西域，开发西南，平定南越和东越，振威名于世界。

这次出巡，途中传来南征将士的捷报，而将当地改名为闻喜，沿用至今。时值秋风萧瑟，鸿雁南归，汉武帝乘坐楼船泛舟汾河，饮宴中流。当时场面热闹，气势恢弘，听说汾水旁边有火光腾起，还下令在那里立了一座后土祠来祭祠大地。身为大汉天子，一生享尽荣华，又同常人一样，无法抗拒衰老和死亡。宴尽之余，所以写下了一首《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首二句写秋景如画，三、四句以兰、菊起兴，融悲秋与怀人为一。以下各句写舟中宴饮，乐极生哀，而以人生易老的慨叹作结。这首诗语言清丽、明快，句句押韵，节奏快，乐感强，在艺术风格上受楚辞影响较大，首两句受到宋玉《九辩》的影响，宋玉《九辩》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雁靡靡而南游兮，鸥鸡啁哳而悲鸣”等等，均为《秋风辞》所取影。

汉武帝一生文治武功，家国天下，从不将儿女私情放在心上，却唯独对李延年歌词中的这位佳人念念不忘。可是就在李夫人为刘彻生下一子，恩宠正盛时，她却身患重病、卧床不起。

李夫人这一卧病就是很多时日，那绝色的容颜便也同时被病魔吞去，剩下的只是一张苍白而清瘦的脸，是白中泛黄的一副病容。汉武帝刘彻急切地要见到她，但一次次都被御医和李夫人阻住。但是，独断专行的汉武帝哪里会被御医劝住？便自顾自地闯进了李氏的寝宫。

李夫人正躺在床上，和众姐妹说话。得知皇上来了，便不顾一切，拉过一床被子，盖在自己的脸上。众姐妹忙在房中跪迎皇上。汉武帝进人李夫人寝宫后，箭步跨近床前，叫着李夫人，探问病情。

可是李夫人却不说话，只是将被子严严实实地盖着自己的脸。皇上很奇怪，便问：“朕是来探望病情，何故这样，怎么不让见上一面？”

李夫人在被中哀声说道：“请皇上容谅奴婢无礼，奴婢卧病很久了，形貌都已毁坏，不能再见皇上了。只是，儿子和兄弟，这就托付给您，我就放下心了。”

汉武帝坐在床边，对李夫人说：“夫人，你的病有段日子了，是有些重，还是能够治好；即便难有好转，见上我一面，当面把王和兄弟托付给我，岂不是更好？”说着，便想动手掀开被子。

李夫人在被子中捏着被子，哭了起来。李夫人边哭边哀声说：“陛下，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

汉武帝在床边急得团团转，随即扶着床恳求着李夫人：“夫人，只要你让我看一眼，我就封你的兄弟做官，还赐给你一千金。”李夫人依旧哭泣，却坚决拒绝。汉武帝没想到是这种结局，便恼怒地站了起来，恨恨地看一眼被中抽泣的美人，怏怏而去。

元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08年之后、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之前的一个秋天，李夫人病故。汉武帝的一腔热望无法倾诉，满腹情思不知道该如何发泄。汉武帝食不甘味，无时不在想念着李夫人，令他夜不成眠，难以忘却。汉武帝思念心切，便铺纸挥毫，写出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李夫人赋》：

美连娟以修嫭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官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

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释舆马于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阳。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畺。托沈阴以圹久兮，惜蕃华之未央。念穷极之不还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燕淫衍而抚靡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忽迁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飞扬。何灵魄之纷纷兮，哀裴回以踌躇。势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见。寖淫敞，寂兮无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乱曰：佳侠函光，陨朱荣兮。嫉妒闟茸，将安程兮。方时隆盛，年夭伤兮。弟子增欷，洿沫怅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向不虚应，亦云己兮。嫶妍太息，叹稚子兮。懰栗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岂约亲兮？既往不来，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不新宫，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想魂灵兮！

这篇赋主要通过幻想与追忆，抒发对亡妃李夫人的绵绵伤痛。赋的开头四句：“美连娟以修嫭兮，命樔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新宫可筑，而美好生命逝去就再也不能回来。表明武帝在哀悼李夫人的同时，对生命的短暂进行了深沉思考。

接下来的“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两句，是对李夫人身处墓中凄惨境况的想象。在此，武帝不写自己如何伤怀李夫人的早逝，而是写李夫人的亡魂在墓室中为思念自己而心伤，这种进一层的写法，想象大胆奇特，倍加抒发了武帝的无尽哀伤。

而“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以眼前秋景抒心中哀情，再次传达出对爱妃早逝的伤痛。在这种伤悼的心理引导下，作者想象其灵魂脱离肉体，去寻找李夫人的踪迹，见到了“函荾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虖愈庄”的李夫人。如此神奇想象，如梦似幻，足见汉武帝对李夫人思念之刻骨铭心。

接下来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由冥冥想象，转入对往日欢乐生活的追忆；由对往日的追忆，又回到眼前似梦非梦的幻境中。

在此番幻境中，李夫人的身影是“忽迁化而不反”，或“哀裴回以踌躇”。以李夫人灵魂的不忍离去来表达作者对夫人灵魂归来的强烈期盼。然人死不能复生，武帝最终在李夫人灵魂“荒忽而辞去”“屑兮不见”的幻境中，再次回到眼前阴阳相隔的残酷现实，“思若流波，怛兮在心”，无限伤痛，如流水连绵不绝。

乱辞再次抒写了对李夫人早逝的无限悲痛，表示将不负其临终所托，体现了武帝对李夫人的一片深情。乱辞中从“弟子增欷”到“倚所恃兮”一段，描写了伤悼李夫人的凄恻场景，极其感人。这一段对李夫人兄弟和稚子伤悼李夫人的哀恸场景进行描写，极富人情味。

从中不难发现汉武帝虽为一代雄主，亦有普通人真挚感情的一面。

不论是文学侍从们献上来的辞赋，乐府官采集来的民歌，还是汉武帝自己创作的诗赋，汉武帝都要命宫廷乐师谱上曲子，以便歌唱。由于汉武帝对文学艺术的倡导，一时间诗赋歌曲之风大盛。

汉武帝提倡文学、设立乐府，应该说是符合儒家传统的诗教精神的。推广文学，本身就具有教化和移风易俗的意义，同时又为文治武功提供了优美的修饰。

这些民间文学宝藏，经乐府的专职人员加工、提炼后，文学性和音乐性都大大提高，成为著名的乐府诗，充实了汉代的诗坛，开辟了中国诗史的新局面。

更改历法和服色

西汉建立初始，因为天下初定，诸事草创，各类典章制度都来不及制定，所以袭用秦代的历法，也就是《颛顼历》。以亥月，也就是后来所说的阴历十月为“正”。

从秦始皇当政至汉武帝元封年间，历经100余年，误差积累已很明显，出现朔晦月见等实际月象超前历谱的现象。历法的错乱，不仅不利于民众的生产、生活，而且也有损于代行天道的天子的威望。所以，要求改正朔的呼声愈来愈高。

于是，在元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太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和太史令司马迁上书汉武帝：“现行的历法纪年都已坏废，与实际的天道运行不符，应当更改正朔。”

汉武帝自然对这件事情很是看重。于是，召见了他们。

“皇上，历法必须改了，颛顼历本来与实际月份就有误差，现在从秦始皇到如今已百余年，如不更改，差距只会越来越大，这样对农业生产也不利。”

提到农业生产，有雄才大略的武帝马上严肃起来，便说：“朕问你，颛顼历为何误差大？”

“回皇上，因为秦始皇时候的颛顼历是以十月为岁首，这与春夏秋冬不太相符，微臣以为应以正月为岁首，这样与季节才相符合，与季节相符的历法方适用于农业。皇上不是要大力发展农桑吗？那就必须有正确的历法。”

“好，讲下去！”武帝的一双大眼兴奋得闪闪发光。“皇上，为了把历法与季节相扣，微臣还建议将二十四节气扣上。”“那该如何做呢？”汉武帝追问。司马迁回道：“春、夏、秋、冬四季，应从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开始，而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应固定在二、五、八、十一月之中。”“好。”汉武帝站了起来赞道，“爱卿还有什么好的建议，继续说下去！”“闰月不在岁末置闰，应改为在有中气的月份置闰。”“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可以不必考虑多少年置多少闰了！”他又接着说道，“皇上，臣下经过推算，发现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日夜半正好是合朔、冬至，这是改历法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望皇上不要错过。”

汉武帝听了异常兴奋，捋着黑长的胡须说：“你太聪明了，没想到你一个史学家居然也精通天文，朕赞同你的建议，不过改历建元，这可是朝廷大事，明日早朝时让大臣们议一议，朕再颁旨改历。”

第二天早朝，汉武帝对众人说：“昨天，太史令司马迁建议改历法，众大臣可以提出意见，司马迁你把你的建议向大家说说。”司马迁出列，然后说道：“微臣鉴于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不符合，且月相与历法不符，考虑秦朝沿用下来的历法应改变了，否则与四季不合，与农业生产不适应。建议以正月为岁首，并纳入二十四节气。”

大臣们听了都非常赞同。

这时，太中大夫壶出列奏道：“皇上，太史令所言极是，老臣极为赞同，秦朝的颛顼历已沿用百年，误差太大，历纪已坏废，宜改正朔。”

太中大夫公孙卿也出列奏道：“启禀皇上，臣也以为历法早该改了，太史令的建议非常好。”

其他大臣们也都表示赞同，于是武帝宣布：“朕同意改正朔，制新历，着太史令司马迁主持改历，太中大夫壶遂、公孙卿加入协助，并诏告全国郡守推举天文、历数学者参与改历，宰相及各卿要多支持。”

众大臣高呼：“皇上圣明。”

从此，司马迁进入了紧张的改历工作之中。编制历法，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工作，需要细致地观测天象、计算、核验以及制造仪器等，人力不足。

于是又募选通晓天文历法的治历官邓平、长乐司马可、酒泉侯宜君以及民间治历者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等20余人加盟，重新议造历法。

在专家中，历数学家落下闳是主要的造历者。落下闳是阆中人。从小，他就醉心于天象观察，并且在家乡小有名气，后来经同乡、太常令谯隆和太史令司马迁推荐，从四川来到京城长安与当时的官家天文学家唐都、邓平一起研制历法。

在改历过程中，他们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与邓平和唐都等20多人以及官方的公孙卿、壶遂和司马迁都各有方案，相持不下，最后形成了18家不同的历法。

经过一年的工作，汉武帝经过仔细对照比较，认为落下闳与邓平的历法优于其他17家，就予采用。于元封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颁行，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因而新历又称为“太初历”。

太初历在行用后，受到包括司马迁、张寿王等人的反对，张寿王甚至提议改回到殷历。然而孰优孰劣，还要以实测为准。为此朝廷组织了一次为期3年的天文观测，同时校验太初历和古六历的数据，结果表明，太初历更为符合天象。从此太初历便站稳了脚跟，而且一直使用了将近200年，也就是公元前104—84年。

为了表彰落下闳的功绩，汉武帝特授他以侍中之职，落下闳却坚辞不受，而邓平则被任命为太史丞。

太初历的公布，标志着汉王朝“受命改制”的完成。太初历每年是365．3851539日，一朔望月等于29．4381日，一昼夜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这是我国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历法。

易服色和改正朔一样，“易服色”即更易衣服、车马的颜色，也是新王朝应天承运而改制的重要内容。它源于“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时期齐国人邹衍创立的。

他将“阴阳说”和“五行说”糅合在一起，借以说明天人感应和天道循环的理论。邹衍宣称，凡是人类的各项活动，都和阴阳五行相通，并互为影响，由此引起各种的变化。所说的“五行”，就是土、木、金、火、水五种物质。“五行相生相胜”。

“相生”就是互相辅济，如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胜”就是互相克损，如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

“五德”就是五行的德性，即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五德不仅是相生相克的，并且还是终而复始循环的。人间的每个王朝，都必定是得到五德中的一德，并由上天显示符应。这个王朝根据所得的五行之德的性质，制定本王朝的各种制度。

当一个王朝德衰之后，肯定被另一个克胜此德的新王朝所取代。而新王朝兴起的时候，上天也要显示符应，某个君主认识到符应的含义，便要依据本王朝所受的五行之德的性质进行改制，是为“顺天承运”，成为受天命者。

《吕氏春秋·应同》篇对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作了一个完整的说明：

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虫寅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

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

以上的文字是说黄帝得土德，颜色尚黄。禹得木德，颜色尚青。木德胜土德，夏朝取代了黄帝；商得金德，颜色尚白。金德胜木德，商朝取代了夏朝；周得火德，颜色尚赤。火德胜金德，周朝取代了商朝。而周朝一定要被属于水德的朝代所取代。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深受各国统治者的推崇。秦始皇根据邹衍的学说，确认秦为“水德”。所以，依照水德之性进行改制。如改正朔，以建亥之月为岁首；颜色尚黑、衣服、旌旗均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符传长度、法冠高度各为六寸，车轨宽六尺；水德主阴，阴主刑杀，因而尚法严刑。

高祖刘邦出身于下层平民，不懂五德终始之说，加之匆忙建国，来不及制定新制，所以认为也是获水之德。承袭秦制，色尚黑。汉文帝时，汉建国已二十余年，新王朝的统治日益巩固。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秦朝的旧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汉文帝前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79年，太中大夫贾谊向文帝上奏道：“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更秦法。”

十余年后，鲁人方士公孙臣根据五德循环的理论，上书汉文帝说：“汉朝获得的是土德，应该改用新的元年，根据土德改正朔，易服色。汉获土德，上天一定会示以符瑞，这种符瑞当是黄龙出现。”

汉文帝将这事交给丞相张苍办理。张苍精通乐律和历法，认为公孙臣是胡言乱语，不加理睬。

汉文帝前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65年，黄龙果然在成纪县出现，张苍因为自己的失误而辞职。文帝任命公孙臣为博士，与其他一些饱学之士论证汉得土德的观点，主持草拟改正朔、易服色的方案。这时文帝正宠信方士新垣平，新垣平也积极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巡狩、封禅等事。

但是没多久因其骗术暴露而被杀。从此，文帝对改正朔、易服色之事再不感兴趣。文帝虽然没有实行改正朔、易服色等改制之事，但却为武帝的改制奠定了思想和舆论的基础。

汉武帝在“改正朔”的同时，根据“五德终始说”，采纳了公孙臣的论断，认为汉获土德而受命。秦为水德，汉以土德克水德而代秦，乃是“应天承运”。这样就为汉代秦、改易秦制找到了理论根据。

汉既为土德，土黄色，所以易秦尚黑之色而尚黄、衣服、旌旗、车马均以黄色为最尊，这就是“易服色”。与土德相应的数是五，因此“数用五”，如官吏的印章刻文都用五个字，丞相之印文为“丞相之印章”，诸卿及郡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补足。

汉武帝在改正朔、易服色之外，还定官名、协音律、定宗庙百官之仪等，作为国家的定制，永垂后世。

置年号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凡记年皆以元、二、三……记数。如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二年，周平王五十一年、秦王政元年，秦王政二年……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秦始皇帝二十七年等等。

每个新帝王嗣统，要重新纪年，从元年开始，故称为“改元”。每个帝王的纪年，一贯到底，中间不改元。汉文帝受方士新垣平的迷惑，中间改元一次，称前元、后元，开帝王记年改元的先河。景帝改元三次，史家称其记年为前元、中元、后元作为区别。武帝即位以后，因袭父、祖记年的方式，仍以元年、二年、三年……为数。

到了第二十七年时，也就是公元前114年，主管记年的官员向武帝建议道：“记年应该根据上天赐降的祥瑞现象来命名年号。不应当以一、二、三累数计算。”

天子受命于天，在他统御天下之年，天不断降祥瑞，是对天子政绩的肯定。以祥瑞命名年号，正是“天人感应”的表现。武帝认为非常在理，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

因为在武帝二十五年时，也就是公元前116年于汾阴出土了一个大铜鼎，鼎是王权的象征，武帝认为这是天降祥瑞，所以就将出鼎之年定为元鼎元年，第二十七年则为元鼎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14年。由后向前追，将即位以来的记年，分别命以年号。因为自古以来帝王没有年号，初建年号，所以第一个年号曰“建”。

建元共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5年秋八月，长星见于东方，光长竟天。所以第二年改元，二元曰“光”。元光共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129年。

当时汉承秦制，从水德，水德之数为六，六数满则周而复始，因没有明显的“祥瑞”，因此三元曰“朔”。

朔者，始也，言更为初始。元朔共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8年至公元前123年。次年，也就是公元前122年冬十月，武帝巡幸雍，祭祀五帝，获得了一只独角兽，有人附会为“白麟”。麟为神兽，它的出现被视为天降祥瑞，所以此年改元，四元曰“狩”。

元狩共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2年至公元前117年。五元则曰“鼎”。元鼎共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6年至公元前111年。次年，也就是公元前100年夏四月，武帝始登封泰山，所以此年改元，六元曰“封”。

元封共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至公元前105年。次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夏五月，武帝改正朔，初用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所以此年改元，七元曰“太初”。

太初共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101年。次年，也就是公元前100年第八次改元曰“天汉”。时连年大旱。《诗经·大雅》有《云汉》一诗，赞美周宣王遇旱灾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所以改年号为“天汉”，以祈求甘雨。

天汉共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0年至前97年。

次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第九次改元，曰“太始”。言荡涤天下，与民更始。太始共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至公元前93年。

次年，也就是公元前92年，第十次改元，曰“征和”。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征和共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2年至公元前89年。

次年，也就是公元前88年第十一次改元，曰“后”。后元共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8年至公元前87年，后元二年二月，武帝死。武帝始创年号，为以后历代皇帝所效法。

注重水利工程建设

刘彻非常注意治水工程建设，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水患，二是兴修水利。他对水利建设有比较深刻的理解。他特别强调说：

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所以育五谷也……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

汉初六十余年中，黄河比较稳定，仅在汉文帝时期决过一次口，旋即堵塞。元光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32年三月，黄河自顿丘改道东南流入渤海。五月，在濮阳瓠子决口，然后移道东南注钜野泽通淮河、泗水，泛滥成灾。瓠子是一条河流的名字，它自今河南濮阳分黄河水东出，经山东鄄城、郓城、梁山、阳谷，至阿城、茌平，东入济水。

这年，黄河水格外狂暴不驯，激流冲破了瓠子附近的大堤，经东南注入兖州的钜野泽，再通往淮河、泗水后入海。遭受水灾的有16个郡，无数的良田被淹，庄稼被毁，人或为鱼鳖。汉武帝得到消息后，立即下旨：“汲黯，朕令你前往河南郡抗汛，不得有误。”“臣遵旨。”汲黯奔赴河南郡，只见滔滔河水已经淹没了不少良田，到处是难民逃难，尸横遍野。可是雨还在不停地下，河南郡守束手无策，又不敢开仓赈灾。汲黯派士卒筑堤防洪，他汗涔涔地来到郡府，要郡守开仓赈灾。

郡守不敢，说道：“这是国库，没有皇上旨令，谁敢开仓，这是要杀头的啊。”汲黯正色道：“看这么多饥民，再不开仓全饿死了怎么办？”可这郡守还是不肯开仓救人。汲黯万分焦急，于是急中生智，想了个办法，随即朝国仓门口对郡守高呼：“圣旨到，河南郡守接旨。”河南郡守听到“圣旨”两个字立马便下跪接旨。这样一来，郡守只得开仓放粮，灾民们忙排队领取粟米。汲黯高声说：“灾民们，皇上体恤百姓，特开仓放赈。”灾民们都异口同声地感谢皇上。被施救的灾民们为了感谢皇上的体恤，都参与到了河岸筑堤防洪的队伍当中。然而，大雨愈下愈大，没过多久，好不容易才堵住的河堤，再次被汹涌的浪涛冲毁。眼看河水就要进城，汲黯忙派人连夜进京向皇帝告急。

汉武帝得知后浓眉紧皱，高声说：“传朕旨意，升殿议事。”

朝堂之上，汉武帝严肃地说：“朕接到急报，河南郡黄河将决口，形势万分险恶，水将进城，万千百姓危在旦夕，朕决定亲率10万士卒奔赴决口处与河水抗争。”

在场的大臣们听到皇上要亲自参与河水治理，忙出来劝阻：“圣上，万万不可亲赴河堤，太危险了。”

可是汉武帝坚定不移地说：“朕意已决，朕亲率10万将士，明日就出发，朝廷之事由宰相代理。”

这位当时已经47岁的皇帝，顾不上鞍马劳顿，率领着群臣百官来到瓠子决口。面对着浩浩荡荡的黄河水，武帝虔诚地默祷，下令牵来一匹白马，取来一对洁白的玉璧，投入大河的激流之中，表示对河神的敬意。武帝沉吟片刻，写下了著名的《瓠子歌》：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藆长筊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颓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

汉武帝非常感慨而又虔诚地祷告祈求：河公啊河公，你为何没有仁爱恻隐之心？你不断地泛滥成灾，使我竭尽了思虑而无能为力。他诚挚地请求河神，赶快让黄河水停止咆哮。他告诉河神，我已投玉沉水，杀马祭河，希望河水宽恕这一带居民的罪过，赐予我们万福。

为了堵决成功，为了感动河神，汉武帝命令官自将军以下全部参加堵塞决口的工程。他注意到东郡地区的百姓弋烧柴草，修筑堤坝必需的树木藁草不足取用，令全军砍卫地淇园之竹，作为塞河工程减缓水流速度的“楗”，以连接竹编的“石”、草包实土，逐次增加密实程度，终于堵塞住决口。

这是一场人与大自然的激烈战斗。当地的树干、柴薪很快用完，堵决如救火，汉武帝下令把附近离宫淇园里的竹林全部砍伐，以代树薪。群臣百姓为这一行动所感动，人心大振，更加奋勇地投入了对洪水的斗争。

在武帝亲自指挥下，奔腾咆哮的黄河水终于被制服。经受了20多年水淹之苦的广大地区，消除了水灾。武帝显得非常兴奋，眼望东流而去的黄河水，认为是自己的虔诚感动了河神。

于是下令，在瓠子合垄处的大堤上，建造一座宫殿，赐名为“宣防”。这殿名来自《瓠子歌》中的一句：“宣防塞兮万福来”，含有防范洪水、祈求万福之意。也是想用这个水利工程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确实完成了“复禹旧迹”的使命。

黄河终于恢复故道。武帝又命由瓠子引黄河水北开二渠。这以后，梁、楚之地再不受河灾了。武帝还治理陕西的褒水、斜水，在两水之间作长五百余里的褒斜道。

武帝亲临瓠子治河，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和号召性，水利灌溉事业因此普遍展开，迅速发展。司马迁曾在《河渠书》中写道：

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之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

因此，武帝兴修水利有明显的经济目的。一是要便利漕运，损漕省卒。二是灌溉民田，增加土地肥力，改善生产条件。三是备早消灾防灾。

郑当时开渭渠的建议说得很清楚：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900多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

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左内史倪宽奏请穿凿六辅渠，汉武帝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畜陂泽，所以备旱也。……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

汉武帝所说的吏民勉农，事实上是要稳定和巩固小农经济，发展全社会的农业生产，并使小农勤于耕织，安土重迁，不致饥贫破产，卖妻鬻子，成为流民，亡逃山林。

汉武帝之所以很重视治水，除了出于顺行天意的传统观念，更重要的是他对水利所具的国计民生意义的认识。经过这次治理，此后80多年黄河未发生大水灾。这种由政府组织、皇帝亲临工地直接指挥的治理黄河工程，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它是武帝一生中的丰功伟绩之一。

汉武帝在关中地区还开凿了许多水渠，运送漕粮，灌溉农田，元光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批准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沿秦岭北麓开凿人工运河漕渠，并令水工徐伯主持修建，漕渠与渭河平行，使潼关到长安的水路运输的时间大量缩短。

漕渠汉代的起点是从昆明池经昆明渠流经西安北郊河止西、沟上村，穿过灞河，经新筑镇、新丰镇、渭南、华县到华阴市北进入渭河，全长300里。不仅减少了漕运的时间，还可以灌田一万余顷。

在开凿漕渠的同时，有个叫严熊的人，他上书汉武帝，建议修渠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万余顷旱地。汉武帝采用了他的建议，征发民工万余人，修凿龙首渠，自征引洛水经商颜山南行至临晋。因商颜山一带土质疏松，渠岸易崩，水工便在地面每隔一段距离凿一井，深者40余丈，使井下渠道相通、形成一条长达10余里的井渠，使井下相通行水。因为这条渠在开凿时曾挖出了龙骨化石，因此，把它称作为龙首渠。工程历时10余年才完成。

龙首渠的以井通渠，是我国古代水利工程中的一项创举。龙首渠引洛水灌溉重泉以东的田地，改变了因缺水而低产的状况，据估计每亩大约可产谷十石。

元鼎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3年，倪宽迁升为“左内史”之职。负责治理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政。倪宽在任期间，以儒家道德教化民众，采取了一系列奖励农业的措施并且缓解了刑罚，重新清理了狱讼案件，选用了当时一些仁厚的人，体察民情，做事讲究实事求是，不务虚名。因此，深得关中地区民众拥戴。

关中地区，在秦时修建了郑国渠，两岸农民深得灌溉之利，土地肥沃，田赋是第一等的，是汉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倪宽了解到，郑国渠上游南岸高卯之田仍然十年九旱。汉朝初年，这里“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仍有一部分人民衣食不足。倪宽首倡开凿六辅渠。

得到汉武帝的同意后，倪宽征发民工，在郑国渠上修筑了六条渠道，史称“六辅渠”，使两岸高卯之地得到灌溉，原来的郑国渠发挥了更大的效益。为了做到避免纠纷、合理用水、上下游兼顾，又制定和颁布了“水令”，使人民按令用水，上下相安。

很快使关中地区出现农业丰收，经济繁荣的局面。倪宽十分关心民间疾苦，收缴租税的时候，对一些丰歉不同的地区和农户进行适当调整，对一些贫弱户和因故不能及时缴纳的可以延缓和减免，因而赋税征收速度较慢。后来，因军务用粮紧急，朝廷令左内史征收赋税。

于是，大户赶牛套车，小户担挑背负，交粮路上人车连绵不绝。结果，赋税任务不但没有落后，反而成为完成最快最好的。汉武帝愈加惊奇倪宽的才能。

汉武帝为了督促各地官员都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特意下诏表彰倪宽。诏令说：

农为天下之本，有泉流灌溉，才能生育五谷。左右内史所辖的地区，名山川原众多，应当予以充分利用，在这里通沟渠，蓄水源，可以预防旱灾。今内史辖区内的水稻，田租太重，要酌量减轻。官吏百姓应当努力务农，发挥土地的潜力，公平地任用共同的来源，千万不要误了农时。

这个诏书，表明了武帝对农业的重视，也道出了他兴修水利工程的目的是在于发展农业生产。

太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5年，时郑国渠竣已逾百年，多年失修，效益大减，长安粮荒严重。于是，赵中大夫白公复奏请穿渠引水。该工程首起谷口，尾入栎阳，长200里，溉田4万余顷。为纪念白公功绩该渠被命名为“白公渠”，后称“郑白渠”，泾阳县百姓习称“白渠”。为当地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当地流传的民谚说：

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白公渠使用寿命从公元前95年到公元1106年，是引泾诸渠中使用最久的一条。班固曾经在《西都赋》中说：“郑白之沃，衣食之源。”

除此之外，在关中地区的水利工程还有灵轵渠、成国渠、湋渠等等。水渠纵横交错，形成一个广大的灌溉网，对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汉武帝时期的水利工程并不仅限于关中和关东地区，而且还推广到新疆、宁夏、内蒙、云南等最边远的地区，使当时的人均占有溉田面积约．4亩。武帝一朝开发并受益的大中型农业灌溉水利工程，大约占秦至两汉400年间全部水利工程总量的50%。

大力兴建土木工程

汉高帝时期，先把秦的离宫兴乐宫改建为长乐官，后来又在长乐宫以西建筑了未央官，在未央宫以北草创了北宫，在长乐与未央之间是长安军械大库所在地，称武库。到惠帝时，长安城墙才基本完成修筑，并建立西市。

早期的国都长安，只利用秦时的旧宫加以改造，并以此为基础加以配套工程完善，从东到西，太仓、长乐宫、武库和未央宫，形成一横排的大小建筑群，布局也都是坐西朝东，加上惠帝时期的城墙，基本上形成了早期长安的规模。

当时长安城内，南部和中部除了宫殿外，还有宗庙从中央官署、三辅官署及各种仓库，这样—来，城中所剩余空间就已经很小了。加之诸侯、大臣、宫豪的住宅、长安城内就没有什么空地。因此，后来长安的发展，逐渐越出惠帝城墙的界限，开始向外发展，这样一来，早期长安逐步成为广义长安的内城。长安城的扩建，与当时帝国政治经济的恢复、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建章宫是汉武帝时期建造的一个大型宫殿群，性质上虽属于离宫，但日后也都逐步具有政治性办公职能。它位于长安城西，在直城门外的上林苑内，其宫殿楼台之多，远非长乐、未央所能比拟，号称“千门万户”。

据说，汉武帝修建建章宫的理由是源于一场宫廷火灾和一个荒诞不经的南方风俗。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未央宫附近有名的柏梁台失火被焚。

事后有一个南粤巫师站出来告诉汉武帝，她说：“要是在他的老家，失火之后要建一座比失火建筑更大、更华丽的建筑将火魔活活气死后，就可保平安无事。”

汉武帝听完这话，便信以为真。于是便在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04年开始兴建建章宫。由于其设计规模宏大，加之长安故城中用地紧张，因此选址在故城以西。实际上，汉武帝是把建章宫当成他的新皇宫来兴建的。

从建章宫的布局来看，从正门圆阙、玉堂、建章前殿和天梁宫形成一条中轴线，其他宫室分布在左右，全部围以阁道。宫城内北部为太液池，筑有三神山，宫城西面为唐中庭、唐中池。

中轴线上有多重门、阙，正门曰阊阖，也叫璧门，高25丈，是城关式建筑。后为玉堂，建台上。屋顶上有铜凤，高五尺，饰黄金，下有转枢，可随风转动。

在璧门北，其左有别凤阙，其右有井干楼。进圆阙门内200步，最后到达建在高台上的建章前殿，气魄十分雄伟。宫城中还分布众多不同组合的殿堂建筑。

璧门之西有神明台，它是建章宫中最为壮观的建筑物。武帝好神仙求长生，与秦始皇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宫殿建筑上当然也时时不忘表达对神仙的向往、仰慕。在虔诚祈祷、顶礼膜拜的同时，他专门建立求仙用的宫殿设施，可谓费尽心机。

神明台高达50丈，台上有铜铸的仙人，仙人手掌有7围之大，至于仙人之巨大可想而知。仙人手托一个直径27丈的大铜盘，盘内有一巨型玉杯，用玉杯承接空中的露水，故名“承露盘”。

汉武帝以为喝了玉杯中的露水就是喝了天赐的“琼浆玉液”，久服益寿成仙。神明台上除“承露盘”外，还设有九室，象征九天。常住道士、巫师百余人。巫师们说，在高入九天的神明台上可和神仙为邻通话。

神明台保持了300多年，魏文帝曹丕在位时，承露盘尚在。文帝想把它搬到洛阳。搬动时因铜盘过大而折断，断声远传数十里。铜盘勉强搬到灞河边，因太重再也无法向前挪动而弃置，后不知所终。

神明台历经2000多年风吹雨打，至今只余千疮百孔的夯土台基，立于台上观赏，仍可遐想“立修基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的古汉风韵。

建章宫北为太液池。在《三辅黄图》卷四中记载：

太液池，在长安故城西，建章宫北，未央宫西南。太液者，言其津润所及广也。

太液池位于建章宫前殿西北，象征北海，占地10顷，是渠引昆明池水而形成的一个范围宽广的人工湖。遗址在三桥镇高堡子、低堡子村西北一片洼地处。

池北岸有人工雕刻而成长3丈、高5尺的大石鲸，西岸有6尺长的石鳖3枚，另有各种石雕的鱼龙、奇禽、异兽等。池中建有高达20余丈的渐台。

为了求神祈仙，汉武帝还在池中筑有三座假山，以像东海中的瀛洲、蓬莱、方丈三座神山。

《西京赋》中说：“神山峨峨，列瀛洲与方丈，夹蓬莱而骈罗。”

《拾遗记》中说：“此山上广中狭下方，皆如工制，犹华山之似削成。”太液池岸边湖中，有各种动植物。

《西京杂记》卷一中记载：

太液池边皆是雕胡、紫萚、绿节之类，其间凫雏雁子，布满充积，又多紫龟绿龟；池边多平沙，沙上鹈鹕、鹧鸪、鵁鶄、鸿鶂动辄成群。

《汉书·昭帝纪》中记载，始元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6年春二月，有“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汉昭帝为此作歌云：

黄鹄飞兮下建章，羽肃肃兮行跄跄，金为衣兮菊为裳；唼喋荷行，出入蒹葭，自顾菲薄，愧尔嘉祥。

太液池湖光水色，山水相映，景色宜人，是建章宫中著名的风景区。池中置有鸣鹤舟、容与舟、清旷舟、采菱舟、越女舟等各种游船。汉成帝常在秋高气爽之季与后妃赵飞燕泛舟戏游于湖中。太液池作为一个大的人工湖，为建章宫提供了大量蓄水。

太液池三神山源于神仙传说，据之创作了浮于大海般巨浸的悠悠烟水之上，水光山色，相映成趣；岸边满布水生植物，平沙上禽鸟成群，生意盎然，开后世自然山水宫苑的先河遗憾的是，这座宫殿于西汉末年毁于战火，但至今遗址犹存。

建章宫中的这些建筑，较利用龙首塬建成的长乐、未央二宫更为高大雄伟。在汉武帝看来，这座新皇宫才能与他雄才大略相匹配，才可以作为他丰功伟绩、国家繁荣昌盛的标志。因此建章宫落成后，武帝索性把皇宫搬了进去，他统治后期大部分时光也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在兴建建章宫的同时，对长安故城的修缮、改造工程也在大规模地进行。长安故城南部由于长乐、未央两宫占地已经用尽，连两宫之间都建立了武库，因此，新的工程多半在北部进行。

其中新建明光宫、桂宫及对北工的改建工程最为浩大。汉武帝一代长安风貌之特色也大致体现在这—区域中。汉武帝太初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1年秋，在长乐宫北原北宫属地中兴建了明光宫。

明光宫要比长乐宫小，但与未央宫规模相当，甚至较大一些。它的具体地点不清楚，一般认为其地望当年在清明门大街以北，宣平门大街以南，安门大街以东，东城墙以西范围之内。根据班固的《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所说，明光宫与长乐宫、桂宫以及未央宫之间皆有阁道相连。构成一个信息通畅、联系便利的整体。

在修建过程中，明光宫继承和借鉴了以前宫殿雄伟、富丽的特点，同时也在设计上作了大胆突破：殿宇高大，多柱而少墙，采光条件好，空气流动通畅，穿行殿中虽酷暑也不觉热，视野开阔，登殿台可望渭河，西临西市、东市，长安富庶可尽收眼底，是武帝在长安城中消闲避暑的好去处。

明光宫东部与城垣相抵，有宣平门、清明门两大城门与城外相通。宣平门也叫作东都门，是长安故城东北方向的城门，与宣平门相通的大道，即是明光宫的北界。清明门是故城东出第二门，由于此外也设有藉田仓，因此又称藉田门。这里所通大道是明光宫的南界。

而修建的原因，在《三辅黄图》中记载：

武帝求仙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

这说明，明光宫是当时宫中美女的集结地。汉武帝去世以后，明光宫就逐渐变得萧条了。

而桂宫修建于太初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1年，又称“四宝宫”。

桂宫位于长安城西部，在未央宫以北偏西，与北宫相邻。南邻直城门大街，东以横门大街与北宫相望。其规模较长乐、未央等宫要小。桂宫宫城平面矩形，东西宽800米，南北长1800米。

宫中主要建筑有龙楼门、鸿宁殿及明光殿、走狗台等。有阁道南通未央宫，西接建章宫神明台。班固在《西都赋》中记载：

自未央而连桂宫，北弥明光而亘长乐，凌隥道而迢西墉，掍建章而连外属。

桂宫是汉武帝时期后妃居住生活的宫殿，建筑十分奢华，《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桉，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官，时人谓为四宝宫。

鸿宁殿是桂宫中的正殿，后来逐渐成为后妃的私人居处，汉武帝的傅昭仪就曾长住此殿，到哀帝建平三年正月，鸿宁殿毁于火灾，以后再没恢复过。

北宫最早似应是长安城北部宫殿群的一个泛称。但随着新建各宫范围的逐步确立，北宫的实际范围也渐渐缩小，并最终成为一组固定宫殿的名称。这与西汉其他宫殿均有正名是不一样的。北宫是长安诸宫中唯一以方位命名的宫殿。

北宫位于汉长安城未央宫东北、桂宫以东，在今六村堡乡袁家堡一带。在《三辅黄图》卷二中记载：

北宫，在长安城中，近桂宫，俱在未央宫北，周回四十里。高帝时制度草创，孝武增修之。

北宫建筑富丽堂皇，宫中有“珠帘玉户如桂宫”的前殿，还有用以供奉和举行祭祀神仙活动的寿宫与神仙宫，以及皇太子居住的太子宫、甲观、丙殿、画堂等。北宫与未央宫之间，以紫房复道相通。

北宫主要作为后妃的宫殿，大多是居住一些被皇帝废除或是被贬的后妃。西汉初年，吕太后去世之后，诸吕势力被翦，孝惠张皇后被废处北宫。哀帝去世后，王莽贬皇太后赵氏，也徙居于北宫。

汉武帝时期，在大兴土木筹建新宫的过程中对北宫进行了大规模增修。这些增修多半也是侧重于内部装潢、修饰。与桂宫不同，北宫用以供奉、祭祀、求仙的成分更多。

北宫之中建有神仙宫、寿宫，其“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为使神君到来能让人尽快发现，宫中广布帷帐，可是吹动这些帐幕的却是北边渭河一带的潮湿的空气，而不是武帝所企望的神气仙风。

北宫中还建有专供皇太子所居的宫殿，及其附属建筑丙殿、甲观、画堂等。太子居住、学习、听讲、受诏大都在这个地方。上林苑是中国秦汉时期的皇家园林，始建于秦始皇时期。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十年后，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五年，乃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

这些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上林苑在咸阳渭河之南和阿房宫在上林苑中这两个依据。此后，史籍中便没有新的说法。

而上林苑的扩建，始于汉武帝时期。建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命太中大夫吾丘寿王在今三桥镇以南、终南山以北、周至以东、曲江池以西的范围内，开始扩建上林苑，并偿征收这个范围内民间的全部耕地和草地，用以修建苑内的各种景观。

后来，上林苑又进一步向东部和北部扩展：北部扩至渭河北，东部扩至浐、灞以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上林苑地跨长安、咸阳、周至、户县、蓝田五县境，纵横300里，

南部是由今蓝田的焦岱镇开始，向西经长安的曲江池、樊川，沿终南山北麓西至周至；北部是兴平的渭河北岸，沿渭河向东。有灞、浐、泾、渭、沣、镐、牢、橘八水出入其中。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记载：

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沣镐涝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

由此可见，上林苑是依据水系为划定范围的。灞、浐二水自始至终不出上林苑；泾、渭二水从苑外流入又从苑内流出；沣、镐、涝、潏四水迂回曲折，周旋于苑中。

《羽猎赋》中记载：

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滨渭而东。周袤数百里。

这里是依据周边宫观的位置为上林苑划的界限，而且范围的界定比《上林赋》中的表述更明晰。究其原因主要是：司马相如与汉武帝虽是同代人，但比武帝年长23岁，在武帝执政中期，也就是公元前118年就已谢世；他写《上林赋》时，上林苑正处在扩展时期，因此依据水系界定自有道理。

而扬雄处于西汉晚期，他的《羽猎赋》比《上林赋》要晚大约100年，而且是在随从汉成帝游猎上林苑、身临其境的情况下写成的，这时上林苑规模早已定型，因而赋中所划界限便更为具体。

按照《羽猎赋》划定的界线，上林苑的南部是由今蓝田的焦岱镇开始，北部是由兴平的渭河北岸，沿渭河之滨向东。

《羽猎赋》对上林苑的划界虽比《上林赋》更为明晰，但却存在两个疑点：一是“北绕黄山，滨渭而东”，东到何处，指向不明；二是“周袤数百里”，数百里是多少，长度不清。所幸的是，这两个疑点却在后来班固的《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里得到了回答。

班固的《西都赋》上说：上林苑“缭以周墙，四百余里”；张衡的《西京赋》上说：

上林禁苑，跨谷弥阜。东至鼎湖，邪界细柳。掩长杨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缭垣绵联，四百余里。

这两段记述，正好解决了上述两个疑点：第一，用“邪界细柳”四个字，划出了黄山宫以东的上林苑的界线，也就是从细柳沿汉长安城南，向东南至鼎湖所划定的一条斜线。第二，所谓“四百余里”，相对于《羽猎赋》来说，上林苑的范围有了一个量的概数，无疑也是一大贡献。

由此观之，上林苑的规模，以现今的区域度量，应是地跨蓝田、长安、户县、周至、兴平五个县和西安、咸阳的两个市区。东起蓝田焦岱镇，西到周至东南19公里的五柞宫遗址，直线长约100公里；南起五柞宫，北到兴平境内的黄山宫，直线长约25公里；总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减去40平方公里的汉长安城面积之后，上林苑的实际面积约为2460平方公里。这样宏大的规模，是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家园林无法逾越的。

上林苑设置，根据《汉书·旧仪》记载：

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其中离宫七十所，容千骑万乘。

由此可见，上林苑仍保存着射猎游乐的传统，汉武帝每次去上林苑，必前呼后拥，如众星捧月一般，场面壮观。打猎时飞鹰走狗，驰马射猎，汉武帝亲自上阵一试身手，甚至赤手抓捣野兽。但主要的设置已是宫室建筑和园池。

根据《关中记》记载，上林苑中有36苑、12宫、35观。36苑中有供游憩的宜春苑，供御人止宿的御宿苑，为太子设置招宾客的思贤苑、博望苑等。

上林苑中有大型宫城建章宫，还有一些各有用途的宫、观建筑。如演奏音乐和唱曲的宣曲宫；观看赛狗、赛马和观赏鱼鸟的犬台宫、走狗观、走马观、鱼鸟观；饲养和观赏大象的观象观；观赏白鹿的白鹿观；引种西域葡萄的葡萄宫和养南方奇花异木如菖蒲、山姜、桂、龙眼、荔枝、槟榔、橄榄、柑桔之类的扶荔宫；角抵表演场所平乐观；养蚕的茧观；还有承光宫、储元宫、阳禄观、阳德观、鼎郊观、三爵观等。

上林苑中还有许多池沼，见于记载的有昆明池、镐池、祀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当路池、太液池、郎池等。

上林苑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有极为丰富的天然植被和人工种植的树木。近旁豢养百兽，放逐各处。还设大量台观建筑及供应皇室所需的手工作坊。

秦汉的上林苑，用太液池所挖土堆成岛，象征东海神山，开创了人为造山的先例。但是，上林苑历经昭、宣二帝之后，到元帝时，因朝廷不堪重负而裁撤了管理上林苑的官员，同时把宜春苑所占的池、田发还给了贫民使用。

成帝时，又将“三垂”的苑地划给了平民。西汉末年，王莽于地皇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年，拆毁了上林苑中的十余处宫馆，取其材瓦，营造了九处宗庙；接踵而来的又是王莽政权与赤眉义军争夺都城的战火，使上林苑遭受了毁灭性的劫难。

《西都赋》中说道：“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说明东汉初期班固在写《西都赋》时，上林苑已是一片废墟了。上林苑自秦至西汉，在中国历史上大约存在了240多年。

在扩建、经营上林苑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或多或少与当时的政治征伐有些关系，这便是昆明池的开凿。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所凿，在长安西南，周长40里，列观环之，又造楼船高十余丈，上插旗帜，十分壮观。

据《史记·平准书》和《关中记》，修昆明池是用来训练水军。元狩年间，地处今云贵一带的昆明国经常干扰西汉王朝对南方及西南的经略，汉武帝欲兴兵讨伐。但征伐必通过滇池这个方圆三百里的太湖，而汉楼船军建制尚未完备，且水战技能也不高，于是，汉武帝就很生气。

于是诏令加紧训练水军，同时又在上林苑中划出一块旧沼地，动工开凿一个模拟滇池的人工湖泊。第一，可以看看究竟是什么天险能够阻挡武帝天兵；第二，则可以通过演习，检验水军的训练成果。

元狩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昆明池正式开工，地址就选在上林苑内距长安西门30里外。那时，汉武帝听说这个地方是原来周王朝的“灵诏”所在地，这里的地势低洼，水量较小。开凿昆明池所动用的劳役是从陇西北、上郡—带的戍卒中选取一半为主体，另外又征发了被贬谪的官吏，数量很庞大。

工程主要目的在于拓宽加深“灵诏”，并扩其地以像滇池。由其水附近有“上林八水”中的四条：沣河、滈河、潏水、皂水，且其水量丰富，可以通船，这样就保证了昆明池的水源供应，因此不久便建成了一个景色迷人的大型人工湖泊。

据说，汉武帝挖掘昆明池，挖到很深的地方，全是灰墨，不再有泥土。整个朝廷的人都不能解释这种现象，汉武帝就把它拿来询问东方朔。

东方朔说：“我笨得很，凭我的见识还不能够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皇上可以去问问西域来的人。”

汉武帝因为东方朔都不知道，所以很难再拿它来问别人了。到东汉明帝的时候，西域的僧人来到洛阳。当时有人回想东方朔的话，就尝试用汉武帝时出现灰墨的事来问他。

那僧人说：“佛经上说，‘天地在大劫将要结束的时候，就会有毁灭世界的大火燃烧。’这灰墨是那大火烧下来的余烬。”人们才知道东方朔的话是有一定意图的。

在《三辅旧事》中记载着昆明池，说它有332顷，池中有戈船数十艘，楼船一百艘，船上立戈矛，四角皆幡旄葆麾。

《三辅旧图》中提到上林苑中的昆明池，周围40里。还说，昆明池中有豫章台，还有石刻的石鲸。石鲸的长度为3丈，一遇雷雨，石鲸常吼叫，鬐尾皆动。汉代祭这个石鲸以求雨，往往灵验。另有一说，甘泉宫南面有昆明池，池中建有波殿，以桂为殿柱，风一吹来，自己就放香气。又说池中有龙首船，常使宫女在池中泛舟，张凤盖，建华旗，作棹歌，杂以鼓吹奏乐，皇帝亲临豫定观看泛舟，听音乐。

在池的东西两岸立牵牛、织女的石像。上林苑中不仅天然植被丰富，初修时群臣还从远方各献名果异树2000余种。

《三秦记》中记载：昆明池中有灵沼，名为神池，尧帝治水时曾于此停泊船只。池与白鹿原相通。白鹿原有人钓鱼，鱼拉断钓线连钩一同带着逃走了。

汉武帝夜里梦见有条鱼求他把钩摘下去，第二天在池上游玩时看见一条大鱼嘴上挂着钩，连着线，就摘去钩和线，把大鱼放走了。过了三天，汉武帝又在池上游玩，在池边上得到了一对明珠，武帝说这是那条鱼报恩来了吧。镐池在昆明池的北面，该地为周朝的故都。

由于水质清澈，川流不息，昆明池实际上对解决长安城的供水问题起了重大作用。长安城历经汉唐两代繁华，其水资源丰富，昆明池功不可没。因此，当其最早用作水军训练的功能消失后，历代皇帝仍不断对昆明池及其泄水道、引水渠加以疏浚。因此得以水盛不衰。

历时多年兴修茂陵

相传，汉武帝即位不久之后。有一次，他打猎经过茂陵这个地方，被这里的风水吸引。正当他称赞的时候，有一只麒麟状的动物跑过来，他马上拉弓搭箭，利箭呼啸而出。可是，结果却出乎意料，那只麒麟状的动物不见了，更令汉武帝吃惊的是，从那只麒麟状动物消失的地方，长出了一棵长生果树。汉武帝对此更是费解不已。于是，他马上找来当地的风水大师询问。

风水大师来到汉武帝打猎的地方，看到此处土地平旷，绵延不尽，南望秦岭，北依群山，莽山北横，渭水东流，气象开阔，气脉极佳。于是，风水大师立即惊呼：“此地气息所集，风水乃千百年来第一吉壤，而且又与渭北诸陵连成一体，则西、北龙脉相连。另外，此地‘土’大盛，您名字里的‘彻’中间有土，居于此，可居中以震四方。”

汉武帝听后龙颜大悦。于是下令在此修建寿陵。由于此地原属汉时槐里县的茂乡，所以称之为“茂陵”。

事实上，在我国的秦汉时期，厚葬之风便开始盛行。在“侍死如奉生”意识支配下，上自皇帝、诸侯，下至官吏、豪强，对于人生仪礼的这最后一幕都极尽奢华之能事。千古一帝秦始皇陵墓之巨大、规模之惊人自不待言。

秦始皇即位的时候才13岁，就开始穿凿骊山，为自己营建陵墓。当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他更是好大喜功，在兴修阿房宫的同时，又令丞相李斯从全国调集了70万的人力，加紧了对陵墓的修建。

到了西汉时期，帝王在陵寝建设上也都各自耗以量资，役使劳工无数。汉武帝时期是西汉国力鼎盛之秋，厚葬之风最炽。对于这位一生求仙不得、乞长生不能的大汉天子来说，怎样确保自己在另外—个世界仍能随享至权威仪、豪奢荣华，始终是最为重要的个人问题。

汉武帝好大喜功的生性，使其陵墓茂陵及附属建筑的规格所耗费的资财、人力都达到了一个惊人的规模，它是汉代帝王陵墓中规模最大、修造时间最长、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因为陵体高大宏伟，形为方锥，有“东方金字塔”之称。

建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征募工匠、徭役数万人，在槐里县茂乡开始修建茂陵。动工后不久，为了圈定陵园地域，按照先帝惯例，升寿陵所在地为县制，由中央有关部门直接管辖，以便于工程运营、管理。

汉武帝寿陵选址在当时的槐里县茂乡，因此茂乡就成为中央专区，并升格为县，以其名为茂陵，治所设在主陵区东北，称作“茂陵邑”。与其说是皇帝寿陵的特辖专区，倒不如说是负责建陵工程官员们的临时驻地，这样使得茂陵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但是，由于工程量较大，周期又长，不但经费庞大，那些被征发来的民众苦不堪言，诸多官员及其家属长期居住在这也很辛苦。因此，有关大臣不断上书向汉武帝反映这种情形，希望得到汉武帝的重视及关照。当时的汉武帝却正为日益严重的“地方豪强”势力膨胀而忧心忡忡。而且还有一部分退职返乡的官吏也与地方势力勾结，聚任侠之徒，

结党营私，出门前簇后拥就有上千人，气势比地方官都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由于天灾人祸，广大下层农民的大批破产与流亡。政府有关部门三令五申、严刑峻法，又广施赈济，并且多次组织贫民转移到边郡，但贫富分化、豪强坐大的形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由豪强横暴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尖锐，已显现出其对武帝统治极为不利的征兆。

这时，一向以善于处置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中大夫主父偃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次他又借修建陵邑的事情向汉武帝进言：“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徒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滑，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一番话，使得汉武帝豁然开朗，既可以为建陵、守陵建立一个稳定而充实的供给基地，又可以不动声色地使那些目中无人的地方豪强们彻底脱离其称王称霸的乐土。于是，汉武帝马上颁布诏书，采纳主父偃的意见，下达了关于强制移居的命令。

汉武帝曾经三次徙民于茂陵邑，所徙居民为全国各地的豪杰，官吏和家产300万以上的家族。茂陵邑中聚集了当时天下一大批富翁。如挚氏“为天下高訾”，袁氏的家僮多达千人，马氏“资产巨亿”。茂陵的特殊地位，吸收了当时一大批社会著名人士，如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等都家居茂陵。

对于茂陵的营建，耗资很大。《晋书·索綝传》记载：

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

也就是说，汉武帝动用全国赋税总额的三分之一，作为建陵和征集随葬物品的费用。建陵时曾从各地征调建筑工匠、艺术大师3000余人。其规模之大，建筑之豪华，随葬品之丰厚，都大大超过西汉诸陵。

茂陵总体呈方形，是汉兴厚葬的典型。

第一是梓宫，茂陵的梓宫，是五棺二椁，五层棺木，是放在墓穴后部椁室正中的棺床上。墓室后半部是一椁室，它有两层，内层以扁平立木叠成“冂”形，南面是缺口；外层是黄肠题凑。其五棺所用木料，是楸、檫和楠木，三种木料，质地坚细，均耐潮湿，防腐朽性强。

第二是黄肠题凑，所谓“黄肠题凑”，“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内向，故曰题凑”。据史籍载：天子死后，所作黄肠题凑，表面打磨光滑，颇费人工，要由长90厘米，高宽各10厘米的黄肠木15880根堆叠而成。

第三是便房，梓宫的四周，设有四道羡门，设有便房。便房的作用和目的，是“藏中便坐也”。简单地说，便房是模仿活人居住和宴飨之所，将其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与死者一起殉葬于墓中，以便在幽冥中享用。

第四是地宫，茂陵这座“金字塔”在高大的夯土封冢之下，是它的核心建筑——地宫，成为“方中”。张汤调任茂陵尉，他亲自抓的一项具体工程就是“方中”建设。方中内部丰富多彩。

在茂陵的墓室四面各设有能通过六匹马所驾车的墓道。各墓道的门都巧设刀剑、伏弩等暗器，以防盗墓。墓室内置梓棺，“柏黄肠题凑”，四周充沙，以防潮湿。

茂陵高46．5米，顶端东西长39．25米，南北宽40．60米。底边长：东边243米，西边238米，南边239米，北边234米。

据《关中记》记载：

汉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唯茂陵十四丈，方百四十步。

茂陵的封土，全用夯土打筑，形似覆斗，庄严稳重。经过二千余年的风雨剥蚀，现在陵高还达45．6米，顶部东西长39．5米，南北长35．5米，底部东西长231米，南北长234米。封土堆下的地宫极其广阔。

根据《汉旧仪》记载：

地宫占地一顷，深十三丈，墓室高一丈七尺，每边长二丈。

至后元二年，也就是公元前87年，茂陵终于竣工完成，历时53年。由于汉武帝在位50余年，年年都有罕见的珍宝送入。当他死后入葬时，地宫中已塞满宝物，以至于无法再装。当时昭帝年幼，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在武帝下葬时，不只是往里填塞了许多金钱财物，还殉葬了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多达190种，以供汉武帝在幽冥中继续享用。

据说，汉武帝棺柩将入地宫时，梓棺自动发出巨响，放出异香，聚积于墓道之间，状如大雾。墓门闭后，门柱崩坏，月余雾才消散。这些传说从某些方面来讲，足够反映了地宫设计营建的精巧。

在陵冢的周围，建立有富丽堂皇的庙、寝、便殿等宫室。汉武帝的庙叫龙渊宫，龙渊宫建在陵冢之东。有史料记载：

武帝庙号龙渊宫，长安西，茂陵东有其处，作铜飞龙，故以冠名。

在陵冢的东南依照汉朝的陵寝制度，“庙”是用来安放武帝的神主，陈列武帝的衣冠和生活用具。每月祭祀一次，供奉新出产的时鲜食品；“寝”是供武帝灵魂处理事务和饮食起居的地方。每天都要进行祭祀。“日祭于寝”，“日上四食”。便殿则是供武帝灵魂游乐之所。“时祭于便殿”，“时”为春夏秋冬四时，即每个季度祭祀一次。

为了保卫陵寝不会遭受侵扰破坏和保证武帝灵魂的享乐，在陵冢的四周，修建有内外两重的城墙，组成了陵园。城墙四周都建有门阙。陵园内又设有陵令、寝庙令、饲官、园长、门吏等官吏，进行管理、侍奉，保卫陵园的官吏、杂役、卫士多达5000余人。

茂陵陪葬墓和其他汉陵的陪葬墓的奇异之处在于都有“象征”的说法和意义，例如霍去病墓、卫青墓、李夫人墓等。

24岁的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去世，谥号景桓侯。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死非常悲伤，他调来玄甲军，列成阵沿长安一直排到茂陵霍去病墓地。其冢像“祁连山”，以表彰他的不朽功勋。

霍去病墓底部南北长101．50米，东西宽73米。顶部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占地面积5841．33平方米，封土体积62961．24立方米。墓冢上下，墓地周围，乱石嶙峋，苍松翠柏，荫蔽墓身，一派山林幽深景象。墓南、北面东西两角，各有回栏曲径，通向墓顶。

卫青是汉武帝时大司马大将军，七击匈奴，在阴山脚下驰骋，收复了河套地区，立下汗马功劳。卫青虽然战功显赫，权倾朝野，但从不结党。他对士卒体恤较多，能与将士同甘苦。

元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06年，卫青去世，谥号烈侯，陪葬茂陵，紧邻外甥霍去病墓“为冢像庐山”。

卫青墓底部东边边长113．5米，南边边长90米，北边边长67．6米，西边边长62米，高24．72米，占地面积8064．55平方米，体积94412立方米。西北角凹进一部分，而西南角凸出一部分，遥望如一小山，南面坡陡，北面坡长缓，中腰有平台。

李夫人是汉武帝最为恩宠的夫人。大将军霍光按照武帝的心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李夫人墓东西50步，南北60步，高8丈，墓冢高大，状如磨盘，上小下大，中间有一道环线，俗称磨子陵。陵墓外形腰部有一环周两层台阶，当地人称其为“磨子陵”，亦名“英陵”。

在距墓顶13米处内收成台，台东西两边各宽3．5米，南北两边各宽4．5米。在陪葬墓中李夫人陵墓最大。《磨子陵的传说》是一个向善而动人的民间故事。李夫人美丽到“倾城倾国”，但她红颜薄命，早逝。汉武帝为其作长赋《伤悼李夫人赋》：“呜呼哀哉，想魂灵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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